王建国说一口京味普通话，屈指算来，从北京来山西已经40年了，真是“乡音未改鬓毛衰”：
    我来山西整整40年了，我是68年从北京到山西来插队的第一批的知青，68年到08年是整整的40年。
    插了8年队之后，王建国成为少数没有回北京的知青之一，被分配到临汾铁路局当了一名养路工。在1976年这应该算是个不错的工作，意味着从此端上了铁饭碗。现在有一句流行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对王建国来说，稳定的工作反而意味着一切都没可能了。工作了两年之后到了1978年，看起来内向文静的王建国行动了。
    从78年开始就下海了。[记者：当时做个铁路工挺好的呀？]不太好，我不喜欢那个工作。当时也成了家有了孩子，感觉到束缚得很紧，有点不适应。[那个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和周围的人不太一样？有点不太安分？]嗯，始终我是一个不太安分的人，不太安于现状吧。按说铁路工业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工作，当我辞职的时候我算是临汾铁路局下海的第一人，根本也不批我，最后领导也找我谈话说，现在到咱们铁路来，进一个人都很不容易。而且铁路呢第一个是铁饭碗，第二个呢将来你的子女还可以接班等等吧，但是最后我还是放弃了。[记者：当时家里人怎么想？]家里人也尊重我的意见。那会儿下海经商虽然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属于有点偷偷摸摸的，但是总比上班那俩收入可怜兮兮的要强。因为当时铁路的工资还算是比较高的才39块钱每个月，而我下海呢就是当时从果树场往太原拉一车苹果，只需要两天的时间，一车苹果还要挣200多块钱呢，有上三四天就可以挣一年的工资。居于此，我就把铁饭碗打破了，毅然地下海了。
    “不识水性”的王建国很幸运，因为他选择了在1978年下海。同样是在这一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元年。王建国和整个中国大陆经历了同一频率的躁动，摸索，然后是大踏步的前进：
    从真正意义的下海到今年整整是3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以后，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就是允许一部分人可以注册，可以登记，可以经商，可以先富起来，在此历史大的背景之下，真正走上了商海这条道路。注册了自己的商店，后来又注册了公司，从86年又进入了实业。从86年开始建立了临汾市南机场冶炼厂。这一搞铁厂就历经了十几年的历程，截止到2000年。才把铁厂处理掉，不干炼铁的行业了。那么中间经历了88年的生铁高潮，从当时的一吨生铁300块钱涨到600块钱，又历经了91年到94年的生铁高峰，一下飙升到1000多块钱。后来在临汾这个地区，铁厂就雨后春笋的涌现出来一大批。
    有人说中国的企业家，改革初期靠的是胆量，而随着改革深入，他们靠的则是独门绝技。伴随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公司热、下海热，企业家的命运也在商品大潮中经历着各种考验——金钱的诱惑、无序竞争的困扰，在改革前行的道路上，他们走得也并不平坦。王建国的独门绝技又是什么呢？1994年正是炼铁行业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王建国却看到了繁荣之后的危机。市场正如《红楼梦》中那句话：需要退步抽身早。
    我就想，不干这个行业了，搞个转型。[94年那个时候你就有这种意识了吗？]对呀。因为当时搞的铁厂同时还有四个铁矿，当时也算效益不错吧，高峰期。可是也意识到一种危机，因为当时的市场比较混乱，很多铁厂都是一些土小高炉，铁的质量也保证不了，都是鱼目混珠。[我们经常看一些企业家的传记，比如说一个企业家怎样高瞻远瞩，总是说在市场最高峰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一点点危机，我就不知道这敏锐的嗅觉从哪里来的呢？]是一种对市场的感受，这种感受怎么说呢也许是先天具有的，因为一种商机的捕捉往往转瞬即逝。在商海里边这么多年了，对市场的洞察力还是不错的。当时临汾地区的生铁市场比较混乱，一种无序的竞争，假冒伪劣产品特别的多有好多都是做的包芯铁什么的，他们的恶行就影响好的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会儿发运生铁的，发一些大列往一些钢厂发，都是刻意地从我这儿买几个车皮，洒在他们的车皮上面，到首钢啊一些大钢厂作为检验用，因为我的生铁是临汾市免检产品。所以就是出于对市场的这种无序竞争，就不想干这个行业了。
    这一年王建国已经43岁了，已经拥有了不错的基业，常言说三十不学艺，家大业大的王建国此时却要转行。是进军房地产？是奔赴沿海创业？王建国经过两年的思索和寻觅，终于决定进军有色金属行业。无意中他又走在了前面，成了涉足有色金属行业的全国首家民营企业，而踏入这个门槛才知道自己这点家底根本不够折腾。可是王建国看似温和，其实对认准的事绝不轻言放弃。
    最后决定上了有色金属这个行业，是通过我走访了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总院，我说我想干有色，因为有色这个门槛是非常高的。有色金属行业始终是被国家所垄断，当时在全国几乎还没有民营企业涉足有色。我记得很清楚啦，去的是中国北京有色金属设计研究总院，接待我的是铅锌所的两个所长，当时他就问我：你是集体还是国有啊？很在乎这个，当时我就回答他我说我是一个个体户。他说你个体户你还敢上铅锌？你称多少钱啊？当时我全部的十几年的创业大概有个两三千万块钱，我说我有两千多万，他说两千多万够干什么的呀？
    按照当时的部颁标准，固定资产投入每吨金属一万元的标准，王建国全部家底压上也就是搞一个两千吨的小型冶炼厂。千方百计的游说，千方百计的筹资，王建国建成了我省唯一的锌冶炼生产企业，只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创业的他又成了负债者。这一年是1997年。
    当时有一些负债，当时投资一共花了5600万块钱，[记者：造成的压力大不大？]压力很大的。我搞了一期工程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在技术上山西没有这方面的技术人才，山西省没有。一期工程上去了之后市场非常好，所有生产的产品全部出口东南亚，产品供不应求。由于市场好，就想到了把企业进一步的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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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次扩张，山西锌业集团目前锌锭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11.5万吨，年产值达16亿元，位居全国锌行业前五强，列同行业民企之首，从此王建国的企业走上了快车道。在辉煌的数字面前，王建国的总结感言显得格外平实：
    我觉得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确实这么多年，一直在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在做自己的企业，这么多年发展到现在，我总结了一下，一个企业的发展跟做人一样，首先要以诚信为本，这是一个成功的关键。我觉得人做好了，事情就做好了，企业也能做好。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当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记者：看有那么多下海的人，那么多做企业的人，看到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也看到一些非常著名的企业家在这30年的浪潮当中，曾经是弄潮儿，然后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有些和您是同时代的，有些和您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成长的企业家，可能现在都不见踪影了。]确实是这样。就临汾的发展而言，在80年代初，一起起步的也是当时很显赫的企业家，现在几乎都不见了，我总结过，就是还是诚信的问题。在八十年代尤其是末期那一阵子临汾在流通领域的有那么一批人，当时他们的理念就是说，我一天骗一个人，我这一辈子也把人骗不完。有很多人是这么一种理念，所以始终投资环境不好，贸易环境不好，就是由此而出的。我的总结我就觉得他们人没有做好，所以他们最终成功不了。
    王建国今年56岁了，他说在48岁之前，都是抱着把财富传给家人的想法，在企业一步步走向壮大的过程中，他慢慢修正了自己的价值观。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已经不自觉地成为他做事的准则：
    [记者：回想一下30年前，可能就是为了摆脱一个约三十几块钱的工资，过紧巴巴日子的那种困窘状态，然后走上创业的道路，当时拉一车苹果挣200块钱的时候，觉得维持一家的温饱已经比别人过得很好了。但是现在您做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您觉得财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一种责任，是社会责任。我说一个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因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展，匹夫有责。财富来自于社会，那么最终财富还要返还于社会。现在我们集团的员工一共有6000多人，子公司一共是20多家，遍布全国八个省的各个地区都给当地的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在四川凉山自治州，那是世界级的贫困地区。我们的有色金属的原料基地就建立在那，所以我们的企业分别在三个县都是使它的财政连年的纷纷往上涨，都是当地税收的“大户”。所以我觉得，财富来自于社会，也应该返还于社会，应该对社会有所回报。要承担社会责任，使一些贫困老百姓可以脱贫，帮助一些人能够富起来。我觉得是一种善事，也是一种享受，以此为乐。
    在采访新晋商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几乎所有的企业家们都有一种工作狂的倾向，王建国也不例外。他的山西锌业集团的生产园区，一直处在边生产边扩张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就像王建国的状态，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我认为选择了经商这条路，会有无穷无尽的烦恼和麻烦，而且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是无怨无悔，要一直坚持下去。包括李嘉诚，还在为他的长江实业而奋斗。我觉得这是终生的一种使命，对人生价值的这种追求是没有穷尽的。直到你闭眼的那一天，你的梦才算圆了。
（来源：山西视听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