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职教保障体系——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
构建职业教育保障体系-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
时间:2010年4月13日9:00
地点:北京亮马河会议中心万黛厅

高瑛:尊敬的白琼娜女士;尊敬的葛道凯司长、尊敬的Ketherine Epstein女士,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开幕式现在开始。我是教育部职教所的高瑛。
陈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就业技能项目主管陈兵。
高瑛:今天上午的开幕式由我和陈兵先生主持。首先欢迎大家参加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此次活动是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一次重要活动,宗旨是建立中英职业教育对话平台,促进中英职业教育的发展。会期两天,包括主题报告、专题讨论和会谈。相信此次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进一步密切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联系,增进友谊,推动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中方嘉宾;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先生;综合处处长刘培俊先生;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先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任占营先生;国务院三峡办培训处处长翟桂英女士。出席这次活动的有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代表,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和远道而来的英国职业教育专家。有来自全国十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专家和职业院校校长,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媒体朋友。总共有一百多位代表参加这次活动。

陈兵: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英国嘉宾有: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文化参赞白琼娜女士;以及Moira Mckerracher女士和大卫·夏洛克先生。下面有请白琼娜女士致词。
白琼娜: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我们这个对话的目标是要建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样一个话题对我们两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我们相信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对于我们共同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公民提供这样一些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发展一些和二十一世纪急需的技能,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机会,使得人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技能,而这样一个技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体系对于中英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面对经济所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政府培训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讨论我们相关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方面。
技能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创新,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对于政府、企业、自愿组织来说,他们对于职业技能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视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些课程,能够帮助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和人才。而且希望在教室以及企业用人单位里都能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才能促进发展。我们这些课程的质量、教学的质量,以及人们是否能够获得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对于目前变化非常快的劳动力市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对话,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在培训机构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我们能够建立一些标准,使得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高标准的职业技能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双方之间能够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希望我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展开非常开放的讨论,能够就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我们对合作伙伴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如此成功的举办这样一次对话,也对所有发言人表示感谢,也对各位来宾的参与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谢谢大家。
高瑛:请教育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司葛道凯司长致词。
葛道凯:尊敬的白琼娜女士、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出席今天上午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教育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司,对此次活动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建设工作,主要取得了五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今年再次重申要继续加强职业教育,以就业为目标,整合教育资源,改进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这就是使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以及今后若干年内长期坚持的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
二是持续不断的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到2009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7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178万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超过 30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超过900万人。大体上中等职业教育占有高中阶段教育的50%,高等职业教育占有高等教育的50%。
三是逐步建立并且不断完善了学生的资助政策和免学费政策。2007年中国政府建立了面向所有中职学生的资助政策,使90%的在校学生可以享受生活费补助。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建立了面向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的免学费政策,从而使教育公平通过职业教育这个手段得到更好的体现。
四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立。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央政府先后投入100多亿用于职业教育的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使职业教育的基础办学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五是选择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地区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试点。迄今为止先后建立了天津、河南、广西、四川以及三峡五个实验区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试点,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
除此之外中国职业教育在教学改革、教学信息化建设等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将沿着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加强管理、提高质量的思路,进一步向下推进。一两个月前,教育部开始制定《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已经形成了草稿。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在中国还存在,公共财政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虽然不断增加,但是总的比例还是非常有限的,管理体制不顺,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不那么健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育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依靠中国职业教育界的同仁们,但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对任何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知道近来年来英国也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把职业教育与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仅仅联系起来,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比如据我们所知,英国的职业教育比较注重对雇主和个人需求做出反馈,注重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制度。二是注重构建由需求、管理、运行、服务和监督等机构组成的分工明确的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比较注重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质量提高中的作用,建立了基于市场机制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四是通过开发上下贯通的资格标准制度,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终身教育体系。五是建立以学生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将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职业教育经费资助制度等等。我想英国职业教育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英职业教育对话,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这次活动通过对构建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资格到课程,和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三个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开始,我相信通过探讨必然将进一步增进中英两国职业教育界的相互了解。我们也相信随着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英职业教育的合作和交流将会蓬勃发展起来。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是国家级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它具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以及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我相信这些力量和经验对于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的构建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是中英教育的桥梁,这两个机构的合作必将推动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事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祝首次中英职业教育对话圆满成功,祝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事业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高瑛:请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余祖光副所长致词。
余祖光:尊敬的白琼娜参赞女士、尊敬的葛道凯司长、尊敬的Ketherine Epstein女士,各位职教界的同仁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来自中英两国的政府官员、职业技术教育界的研究者、企业界院校的朋友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我们要构建一个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而且我们要将中英两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这次论坛是中英两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英国官员与专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所有出席这次论坛的中外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具体承办这次论坛的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关心支持论坛举办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国际合作司、高等教育司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世界各国都把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职业教育作为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建设和劳动就业联系最紧密的一类教育,其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国家,中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2005年10月国务院再次做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为此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力度,争取使职业教育在新的世界、新的形势下有更大的发展。
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英国作为一个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受到重视,近年来英国更是在职业教育资格体系、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沟通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些举措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中国职教界学习借鉴。为此中英双方决定举办这样一个论坛,通过介绍中英两国近年来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经验,为加强两国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平台,从而推动两国深化职业教育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最终推动两国职业教育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更大的发展。
我相信这次论坛将成为中英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起点,为两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使职业教育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高瑛:开幕式到此结束,下面举行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我受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黄尧先生的委托,签署合作协议。
陈兵:我们的合作协议将由高瑛女士和白琼娜女士签署,她们分别代表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请各位嘉宾到前面见证我们的签字。

接下来的会议将由刘育锋教授主持,她来自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
刘育锋:各位代表、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现在开始正式的论坛阶段。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人才的一种类型,在提高生产率、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发展生产过程中,很多国家认识到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职业教育提出了挑战。我们今天请大卫·夏洛克先生做一个主题报告,他的题目是开发全球技能成功的要素。我想他的报告能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大卫·夏洛克:谢谢刘博士的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做一个开场的主题发言,非常感谢各位给予我的邀请。
在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的扩大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比教育体系的其他部分发展的更快、更迅猛,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职业技术教育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而且它也代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并且而显示出在国际层面各种技术趋势的新发展,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也关系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所以职业技能教育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繁荣与个体的发展。现在全球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大家可能会觉得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不会特别的影响,但是这的确是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个成功的企业也许能够带来很多的利润,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企业也很难继续盈利,而且一个企业与它周围的社区的共处也很难保持和谐、融洽的状态。我们需要对员工也进行不断的培训,因为整个世界、整个市场,甚至可以说整个行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发展,也对劳动力提出新的技能需求。因此我们在这里开展有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对话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我们发展有关的知识技术,并且能够鼓励人们的创造力,培训新的技能,同时能够鼓励大家不断的创业。
我们的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能够应对全球的迅猛变化,同时也能够反映出各个不同社会独特的需求。这样的独特性也正是各个社会彼此所具有的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职业技术教育当中也充满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许通过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难以解决。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都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国家对于建筑以及设备的投资,以及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变化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时间上的冲突,我们可能需要花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对基建作出重大的投资决策,而我们也希望这种基建的投资能够很快的获得回报或者投入使用。如果再花几年时间可能又发现当初计划所建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不够用了。今天的技能缺口和我们去弥补这样一个技能差距的时间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冲突。我们也许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以及相应的资格认证体系。但是这可能会导致目前的这种技能缺口难以在短时间内很快被弥补。在我们的教职员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教职人员可能是很好的理论研究或者学术研究人员,但是他没有和工作实际相连,因此导致他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或者他教授的学生难以为社会服务。而且在职业专业课程开发方面以及整个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冲突。在一个持续的、一致的、可靠的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认证和目前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或者冲突。我曾经学过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我知道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的,也许我在这所提到的内容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技术教育当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和冲突。当然我们要有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但是在这方面又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谈到需求的时候我们谈的到底是谁的需求?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提出的这些要求可能很多都是合理的,但是要去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容易。
首先一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有自己的要求。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技能和质量保证是同步进行的,我们大家都是业内人士可能也知道,这并不是完全如此。不管怎么说,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需要培养出更多更有技能的人才,而且要有质量的保证。同时也要推动这个体系的不断发展。刚才我说的都是来自于国家的压力和要求。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像企业的雇主,他们也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有忠诚的员工,有良好技能的支援。企业主的要求和国家的要求未必完全一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合理的要求,就是学生本人或者雇员本人的要求,他们希望能够掌握很好的就业技能,能够毕业之后在很多企业,甚至可以在很多国家工作。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发展自己的职业技术技能,而且愿意以此为事业不断的进行发展,给他们带来满足感以及事业的成就感。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的要求,比如对一个机构来说,它需要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政策环境,有这样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课程,能够持续的开展这样的教学,比如几年的时间。我们刚才谈到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因为需求的不断变化,或者整个趋势的快速变化,还涉及到时间的要求,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优先重点的排序。
这里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基础,通过这些基础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保证。这里有两个云团状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在很多职业技术教育当中都出现的,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当中被认为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不是每个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都具备这样的要素。我们来看看我所说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首先是技术文化。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不同国家工作后会发现其实这样的技术文化在某些国家非常宝贵,而且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曾经在索马里工作过,也去过沙特阿拉伯,在沙特阿拉伯没有这样的农业文化,你要去培养这样的技术文化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可能比较困难,在一些游牧性的国家,他们的技术文化可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很不相同,而且他们的文化可能很难去支持在制造业这种井然有序的企业文化。如果大家去意大利可以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而且当地人会非常自豪的告诉你他们的技术文化。在那里大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小作坊,最后再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大家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怎么进行合作,也知道怎么来创新,也知道怎么来制造产品,不需要你明确的去告诉他,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做了。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就是技术文化,这个技术文化可能存在在中国,存在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未必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崛起非常的迅速,有现在的亚洲四小龙。
接下来看一下很有诚意的雇主。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在我的国家,企业主或者企业负责人常常会对学校提出很多的要求,尤其像工会更是提出很多的要求。我们也需要这些企业雇主或者工会明确说出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需要他们在制定标准的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对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明确的说出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在有的时候,个体的要求和企业的要求也许有区别,而且是有冲突的。企业主和工会之间也存在要求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大家能够获得上学的机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肯尼迪在60年代做出的决定,就是建立起美国的社区大学的决策。实际上美国的这种社区大学应该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种学校,而且能够长当地的人们接受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它影响到美国后来的发展,也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本来肯尼迪的想法是,希望在距离比较近的,让当地社区能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但是后来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服务于当地社区,所以这里涉及到是否让大家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高层发挥的领导作用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常常说职业技术教育实际上是没人要的孩子,或者说不招人怜爱。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它并不属于核心地位。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能够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但是社会也不能缺少蓝领,如果没有蓝领社会也难以发展。此外在技术的技能和知识智力技能方面,我们也发现高层领导,像总理一级的支持和领导是极为重要的。在英国布朗首相建立了英国行动组,其中所包括的都是政府的高层领导,也就是让高层领导去认识学徒制度的重要性,使得他们对于学徒制度更加的关心,而且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来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从高层领导所获得的领导和支持是极为必要的。
在很多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体系都得到来自很多不同部门的政策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也不知道如何跟这些学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种机制,以一种非政府的方式将企业和学院结合起来,尤其是通过政府不同的部门和组织融合。再往上看一层,这种学徒制度以及在岗的培训,这些对于职业技术学院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标准是由企业制定的,这种学徒制或者实习制,他们一边学一边实习,这样一些做法是为整个体系设定标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在过去的15-20年中,在岗的培训在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我们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实现快速的发展呢?在英国也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何使这个体系的发展有足够的动力,它能够快速的发展。我们看到的一种方式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如果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就会改变很多的行为方式,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数据来要求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然,公众的意见对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很多的职业学校的标准质量有一个报告,这样一种做法使得以需求为核心的做法变得可行。
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让用人单位积极参与到培训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是说企业或者用人单位实施一些影响,而是他们要实实在在的发挥作用。当然我们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让企业做一些重要的决策也是至关重要的。资质认可也是重要的方面。这些资格的认可在国家之间是可以互相认可的。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接受这样的资格认证,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的时候,这个资格应该是可以承认的。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来说,你无论在什么地区拿到资格认证,都应当有同等效力。
自我评估以及独立的审核。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就是这些职业技术学院必须有高效的管理,而且随时向前推进,有一个外部的监控机构。在这些机构内部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估的体系。对于这些员工的行为表现进行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话题,当然我们也看你所处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行业。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我们推动整个体系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在德国、奥地利和丹麦,有一些行业必须要求你具备一定的资格认证,它可能是对公众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或者其他行业的人如果没有资格认证,你从事这个工作的话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对于拥有这样一些专门的资格认证的人来说,必须对他们提供这样一种保护。
要对用人单位收培训费用,也就是说这些用人单位必须有足够的动力和机制来对他们的员工进行有效的培训,而且要持续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我们会在他们所发放的工资当中提取1%作为培训费用,如果能够提供有效的培训的话,再把其中的四分之三返还给他们。
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英国是比较奏效的。但是在政府、企业和培训学院之间应该达成一种协议或者是一种共识,当这个体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寻找足够的资金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压力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压力进行分散,这种资金的来源可以来自于中央政府、企业和学员。这里有三个方面共同达成的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需求为核心的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必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政策环境。在英国要实现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是一个小岛国,我们政策变化的速度比较快频率比较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就是在不同的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这是政府能够做出的非常重要的共性。还必须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有好的学校的建筑,设备要不断的更新。
还要有公正的融资机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方面有一些本地的融资,会反映一些本地的需求。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地区,实际上这种融资机制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形成了一个统一性的融资方式,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院,在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学科,得到的资金方面的支持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保证做到的是,这些资金的支持也应该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不是说随意的做出本地的决策,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做出决策。我们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和灵活的资格认证体系,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有利的质量监控体系,今天我们会就这个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需要企业的参与,我们需要这些企业在建立标准方面,从标准的设定到标准的维护都需要企业的参与。政府不应该为某一个具体企业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买单,企业自己必须发挥它相应的作用。企业也有这样的责任,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实习和在职在岗的培训,在行业内部的培训氛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很多情况下,职业教育的质量实际上是在企业参与下才能够有重大的提高。
从培训机构的角度和学院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仅只是给学生进行培训,使得他们找到工作,而是要给他们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在教学方法方面也需要不断的提高。这些学院也需要不断的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新的需求,做出不断的调整。
这里有一些模式。有政府提供的资金和资格认证方面的保证,有来自于企业的指导,有学院或者大学提供长期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培训体系,用人单位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对于小的用人单位来说可能会形成培训的协会,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些培训中心。在英国有很多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这是非常奏效的做法。另外还有一些私人的培训机构。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从事学术培训和学术研究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私人培训机构,实际上他们培训的质量和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机构为一些特殊的人群提供培训服务,比如像残疾人。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条件,使得我们能够建立起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我们要求改变的这种需求是不断持续进行的,从国家来说也需要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不断的调整和适应,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们也要不断的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关于技术方面的变化。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力来说,他们需要获得相应的成就感。对于提供这些技能的人来说,也需要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行竞争。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非常好的政治方面的动力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质量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提高培训质量,尤其是在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下,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的文化。我们不能认为一开始进入职业岗位的培训对整个职业发展就够用了,我们必须改变人们这样的想法,他们要终身不断的提高、升级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对于提供这些职业技术培训的机构来说,他们必须有自我批评和自我提高的意识,他们必须有内部的机制,使得他们能够提供质量更好的职业技术教育服务。
当然我们还需要适应和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国家内部以及不同的国家之间必须建立起对等性,互相认可这些资格。我们还要对这些资格认证进行良好的监管,而且我们也要对这些培训机构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我们这些做法还是要鼓励创新,我们不能妨碍人们进行改变。
各位同事,我想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就做这样一些介绍,希望我的发言能够对大家有所启迪。
刘育锋:谢谢大卫·夏洛克。大卫·夏洛克先生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他从整个变化的角度,这个变化对技能型的人才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和挑战,基于这些思考以及他个人丰富的经验,他提出了一些有关迎接这些挑战的成功要素,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模式。下面大家对大卫·夏洛克先生的发言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提出。
提问:大卫·夏洛克先生,我来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对您的发言非常感兴趣,在这里我看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以需求为导向,但是在成功的要素里面又提到以就业为导向,您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大卫·夏洛克: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相似性。我们说的这种需求引导的,是把不同的需求整合起来,包括企业、学生、培训机构,他们都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对社会带来繁荣,带来良好的就业。当然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丧失我们价值的选择,我们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我们的职责。这里面确实存在经济方面的动机,我们向行业企业提供服务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刘育锋:谢谢大卫·夏洛克先生的回答。下面请刘培俊博士做一个有关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考的报告。刚才葛司长已经给我们其了一个头,他已经提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同时也提到在今后改革中有新的思路和思考。刘培俊博士以他对职业教育的深度思考以及他的学术背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高质量的报告,我们可以从报告中获得一些新的思考。
刘培俊: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敬的来宾,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讨论有关于职业教育培训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对于中国和英国之间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职业教育方面中英两国之间已经开展了很多很好的合作,我想这样的一次会议将会成为新的起点,使得我们今后进一步的进行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我也要非常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刚才大卫·夏洛克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幕式的发言,他谈到了他们对于职业教育方面的想法。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情况,以及我们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会讲的比较简单,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谈一下我们的创新战略,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战略建立起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反映性和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在我进行发言之前,我想非常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职教体系情况,把它作为背景性介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中国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职教体系以及我们接下来怎么来创新我们的体系。
首先看一下中国的人口状况。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我们一共有13.3亿人口,现在已经有超过6亿人生活在城市。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大规模开放的并且以具体工作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来看一下中国的就业状况。中国目前共有7.75亿工人,有一半是在城市地区工作,其中有2.25亿是农民工。此外我们每年还新增1.5亿农民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非常灵活的职教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求。
我们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国家,我们有34个省以及333个地区,同时还有2860个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立的职业技术体系应该充分多元化,以满足当地的具体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被认为是新兴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换句话来说我们正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改变的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反映能力更灵活的职教体系来满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职教体系是为所有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来进行这个体系的发展和创新。从中国的传统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具有职业技能的工人为蓝领阶层,但是我想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进入普通的教育体系,能够进大学,能够成为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政府和有关机构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职教体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可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能够进入到这样的教育体系当中接受培训和教授。
首先看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张图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构图。这其中包括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职业技术教育是图中绿色部分,这是在教育体系当中职教体系所占的情况。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可以说它是在不同的层面被纳入到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这个图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分类,我们有一个非常正式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也有一个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有不同的分类,这里是提供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机构,这和其他的国家比较相似。我们有三级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机构,有高职、中职等三级体系。主要的培训机构是这些高职学校,在中国有15000家高职学校,而且还有高专学校。
这个图是在正式的职业教育体系当中学生的发展路径。当然各地的情况略有差异。
这里是我们的一些专业设置。我们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特别的具体,主要分几大类,我们有13大类,农林类、能源类、环境类,还有制造类、交通类、信息技术类等等。
这个图是我们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有不同类型的针对成人的,针对就业者的,也有针对寻找工作人群的职业技术培训。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些图片,有成人的学习中心,还有私营的培训中心。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也存在着联系,学生入学以后他们可以在即将毕业的那年进入工厂进行实地的学习和培训。用人单位可以和培训院校签定协议,对于学生进行最新技能的培训,并且今后可以招聘一些学生。
在中国还有公立和私立学校,这取决性质不同。由政府资助的学校占40%,个人资助办学的占10%,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行业所资助的一些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下面介绍目前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管理政策和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在中国我们的职教体系是有法可依具有法律基础的,我们至少有三个法律是支持职教体系的,《劳动法》、《教育法》以及《职业教育法》。在政府管理的框架方面,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所提到的那样,不同国家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管理结构,在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部委共同进行政策的制定。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进行更好的协调。垂直管理的时候,我们有教育部,同时我们还有各级政府。而各级政府又有自己的教育部门,可能是教育厅,也可能是教育局。在各级政府当中有相应的人员或者机构设置来专门进行职业教育的管理。现在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多部门所涉及的一些复杂问题。因此我们有一个跨部委的协调委员会,这是在各级政府层面都有的。
在中国我们还有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职业教育体系政策框架,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政府把职教体系作为教育体系当中的一项优先重点发展,在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国务院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职教体系会议,每一次会议都出台了国务院级别的条例。而且还做出三次投资,投资于学校的校园,投资于师资培训,同时还投资于对于学生的帮助,特别是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学生。
关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现在职教体系已经是教育体系当中的优先重点,此外职教体系也得到了扩大与发展,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在进入职教体系学习之后,他们还可以继而进一步的进行学习和发展。我们还有四个国家性行动以及四个国家级项目。这四个国家级项目主要是进行能力建设的项目,而且我们还有发展模式的创新,这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来发展职教体系,使得我们的职教体系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把它叫做联合做法。而且我们还有相应的改革,我们把这种培养模式的改革叫做学习和工作,比如是高职的学生,他们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会直接进入到工厂进行实习,用人单位将会为这些学生支付一定的费用,我们把这个叫做边做边学的做法。我们还有一些补助政策,葛道凯先生也提到了这一点,每个高职学生或者中职的学生他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很多的国际合作。在中国我们已经与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很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和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关系包括我们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
下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正式的职教体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职学生自2005年以来就业率一直在95%以上。未来的情况如何,或者说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去到哪里呢?将近80%的学生都进入到企业工作,11%的学生可能会开设自己的企业,10%的学生会进入到高一级的学校。他们做什么呢?7%的毕业生从事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44%的学生进入到工业,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进入到第三产业。什么样的技能是最受欢迎的呢?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当中,30%的学生都是学习有关于制造业的技能,还有30%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技能,还有一些学生学习商务、旅游、建筑等等。如何才能够找到工作呢?毕业生中有70%能够通过学校渠道找到工作,另外还有10%通过社会中介机构找到工作,还有10%是通过其他渠道找工作的。当然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而且我们对整个体系需要进行创新。
刚才大卫·夏洛克先生也提到五个重要的挑战,我认为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要进一步推广职业技术教育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发展一些普通的高等教育,这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管理体系以及管理体系效率非常低。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些具备技能的劳动力有强烈需求,另外一方面是人才的短缺。第三个矛盾在于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小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却有巨大求。另外就是成本高、效率低,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不平衡非常明显。另外还有城乡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新一轮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持续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机遇,我们面临着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一些新的要求以及政府的一些新的要求。还有来自于个人和社会的一些新的期望。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规划,制定我们的战略,对职业技术教育在未来的发展做出规划。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法》正在修订,在座的一些同事可能有的已经参与到这个修订的工作当中,比如说余祖光先生就是参与《职业技术教育法》修订的重要专家。还有一个国家的《2010-2020年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还有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行动方案》。对法律进行修订,而且确定不同的利益方的职责以及他们的利益和兴趣,而且我们要在未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我们要确保职业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下去,包括政府、学生、职业技术教育提供者、用人单位,他们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现在还有全国性的《2010-2020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这个项目。这个照片是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会通过网上对话以及访问的方式征求社会意见。在这样一个《中长期发展纲要》这里也涉及到不同的部委,包括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国家发改委等等,一共有14个国家部委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在整个《发展纲要》当中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有一个基本原则,政府要进一步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它有三个目标,要使这个体系更加灵活,更加有吸引力。它有四个层面:进一步扩大它的规模,确保年轻人能够获得职业教育机会。鼓励企业更加积极的参与职业技术教育。要建立起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要提高整个体系的吸引力。另外还有五个能力建设项目,来保证这个基本原则的实施。
另外还有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行动计划》,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规划》,我们制定了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行动计划》。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包括十个行动,具体包含28个项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十个项目,一是能力建设,尤其是提高产业升级的能力建设。二是加强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三是专业和课程设置。四是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SAT的应用。五是东西部之间的合作以及城乡之间的合作。六是对于学校管理能力建设的提高。对学校教师的培训。对现代农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另外还有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系统的升级。另外还有成人教育。有这样十个行动方案来实施《2020年发展规划》。
未来的主要政策将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包括对整个体系的改革,不仅仅是正规的,还要包括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当然对于在校学生以及成人都要同时实施。包括对于学校、企业,一方面有学术性的证书,另外还有一些职业方面的证书。还有专业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使得学生能够有可持续的就业率。另外要提高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的可及性,而且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提高能力建设,提高职业教育本身的吸引力。
谢谢大家。
刘育锋:谢谢刘处长的发言,他以非常漂亮的PPT以及漂亮的英语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介绍。我们知道技能型挑战是全球化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作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中国有一个答案是中国特色。今天刘博士从中国社会背景出发介绍了中国职教体系、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果、政策以及今后的若干思考。欢迎大家对刘博士以上的演讲提问。
提问:刘博士你好,我来自于重庆公安大学技术学院。刚才谈到职业教育体系分高职、中职。现在除了中职、高职以外还在往上延伸。对于未来我们国家的职业技术体系,究竟怎么样形成科学的体系?我想听听你对这个观点的认识。
刘培俊:现在政策还不是特别明确,今年刚刚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上,袁贵仁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要考虑职业教育自身的办学规律,不管质量还是规模的提高都要考虑是一个类型。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与其他各类教育有显著的不同,虽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让人发展,让人能够就业,让人的职业生涯持续发展。但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定位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办学我们要思考,它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服务最直接,也可以说反映最敏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我们学生的培养模式是第三年都要到企业去定岗实习。金融危机发展形势变了,就业岗位变了,我们孩子第三年实习都会受到影响,更别说将来的就业。因此我赞同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理念,有了这种理念以后,在具体设定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内部学校的层级,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在《规划纲要》里面,当然是一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到这个问题,要建立孩子们,特别是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让孩子们不仅有中职上,而且有更高的学历文凭,以就业为导向持续发展。当然后续的院校设计层级,包括各层级的规模,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具体的政策问题,《规划纲要》只是描述一个前景,给出了一个框架,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很好的想法。
提问:既然是一个类型教育,我是广西柳州艺职校,我们是一个中职校,请问刘博士在中高职衔接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给我们一些指引。我们认为技能型人才,把中高职能够建成一个五年制的过程可能在实践中会更好操作。
刘培俊:这里谈到学制问题和孩子的持续发展问题,我们的学制是比较灵活的,我们有一年的,高中毕业到中职学一年。我们也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还有四年的,以往行业办的中专,尤其在大城市还是保留四年制。也有五年的,五年就是初中毕业生升入五年一贯制的高等院校。可以说我们的体系从理论或者从政治上是比较灵活的。但是至于说中职的孩子升如高职的比例有多大,高职将来升入更高一级的比例有多大,这还是政策问题,我只能谈自己的理解,不同的阶段对政策的把握不一样。比如前一段中职升高职的比例占高职招生计划的5%。至于下一段这个比例是不是适合当前社会学习的需求,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阶段,这个我们需要重新去考虑。现在我们在《行动计划》当中,其中有一个计划考虑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在加强调研和协调。
刘育峰:下面请Moira Mckerracher女士发言。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之一,英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近些年来英国也认识到技术型人才对于国家竞争力提升、经济繁荣具有重大作用。为此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职教体系,同时在这个体系之内形成了英国的职教特色。但是这个体系的内容是什么?是如何构建的?有哪些特色?我想Moira Mckerracher女士的介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Moira Mckerracher: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我能够得到这个邀请,很高兴再次回到中国,再次来到北京。其实我为英国有关资格认证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曾经来过北京很多次,一会儿我也会更多的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以需求主导的职教体系,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政策对话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英国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谈一下我们所说的以需求主导的体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认为有必要使得我们的技能体系能够满足用人单位和个人的需求,当然有的时候要达到这样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是我们这个职教体系的客户。我们的客户有着自己的需求,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们需要相应的培训项目或者是资格认证工作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在英国我们跟用人单位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谈的不是技术上面的缺口,他们经常跟我们提及的是对于那些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缺乏的一些软技能,比如与人沟通的技能、不断发展的技能。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这些软技能。另外用人单位也非常希望有一些资格认证的体系,能够有一些让他们信得过的标准。而且很多时候这些用人单位,可能会本单位开展一些培训,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邀请来自于外部的学校或者培训机构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进行企业内部培训课程的建设。
而对于个体来说,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有这些资格认证,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提到的那样,他们希望所掌握的技能不会仅仅只局限于一项工作,而是能够适用在很多工作上。所以这些个体希望通过资格认证体系使得能够实现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很多职教学生,他们进一步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学习,或者他们在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然后再去进行更多的学习。所以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资格认证,他们需要有一些证书,让他们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够受人尊重,同时也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承认,而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当地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希望能够走向其他国家,比如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工人,你希望你所从事的建筑工作不仅仅是在你家乡附近的,也希望能够到世界其他地方去走一走或者是去工作。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用人单位其实也是实现了跨国界的运作。所以个体所需要的资格认证是希望能够得到承认的、公认的,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职教工作时候应该满足的一个要求。
今天我们还听到了应对变革的计划,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今后五年、十年应该怎么做,大家也在不断的制定计划,并且调整计划。在英国我们是怎么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来主导我们的职教体系发展,所以这个体系的质量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客户来推动,而不是由计划部门或者提供培训的机构推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我们这些培训机构会更多的倾听用人单位以及接受培训的学员的要求,然后进行课程或者技能培训的设置。在这个职教体系当中,不同角色的作用也在不断的改变,政府的职责越来越多的变成向所有的利益有关方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向他们提供有关的就业信息和职教体系信息,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客户来推动职教体系的发展,那么我们需要向这些客户提供必要的信息,有了充分的信息这些客户才能制定相应的决定,才能对我们提出明确的需求。所以政府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是提供信息的作用。同时政府还应该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能够不断的推动用人单位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推动个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英国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让我们的用人单位具有更宏大的目标,让他们更多的把眼光投向价值链的上游,而且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利用自己的这个权利。我们也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雇员进行更多的技能方面的培训。因为我们看到愿意给自己员工进行培训的用人单位往往会更加成功。
政府应该确保有相应的机制、相应的激励措施,能够让那些有志人士获得高质量信息,能够制定出明确的需求,而且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在进行融资的过程当中,把钱放到适当的人手里去花。而且职教体系的这些客户也能够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反馈,无论是对于高职学校还是对于大学,都能进行很好的反馈,这点在英国也是很强调的,我们希望在职教体系里面不光是提升用人单位的声音,同时也要提升受训个体的声音。
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在职教体系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三年前我们主要是负责审查英国所具有的就业技能的机构,在2006年开展的一个调查和研究显示,英国需要调整自己的职教体系,而且使得职教体系以需求来驱动。我们过去的职教体系很多是由培训机构占主导,而不是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此我们开展了有关的研究,而通过这个研究,建立了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我们这个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我们向两个政府部门报告,一个是产业创新和技能部,还有一个是工作和养老金部门。大家也知道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政府,所以我们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资金的援助。我们在职教体系里面开始更多的去倾听用人单位的声音,帮助英国实现我们所制定的2020目标。
在英国我们制定了一个2020目标,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在就业、经济增长和就业技能方面成为OECD国家当中排名比较居前的国家,这个目标是比较宏大的,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审查我们的进展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是否能够有充分的就业技能,就此我们也向政府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告诉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变革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我们向政府提出建议改进职教体系,更好的创造就业,提升人们的就业技能。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分析英国的就业技能需求,我们的人口就业技能状况,同时我们也会看未来的工作岗位都在哪些领域。对于那些政府所指定的经济增长战略重要部门进行评估,然后来看目前有什么样的就业技能,存在什么样的缺口。通过这些信息提出我们的建议。此外我们还会把这些信息放到网站上,公众可以通过登陆我们的网站来了解这些信息。这对于那些制定计划以及制定优先工作重点的人也很有帮助。
我们还提供一些信息指导的工作。我们把数据进行整合,运用这些数据得出一些高质量的信息指南手册或者是指南原则,对于英国的普通人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让他们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我们认为今后需求最大的职业就是拥有高技能的职业,这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很多都是这些技师或者是高级技术人员的岗位。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职教体系能够培养出高级技能人才,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用人单位的需求,能够通过我们的职教体系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也鼓励用人单位恰当的使用职教体系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技能。
我们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是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个我一会儿再具体跟大家介绍。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倾听用人单位的呼声。用人单位的呼声在英国的职教体系每一层都能够得到倾听,而且是非常重视他们的要求。现在大家看到的图表是在政策层面,在国家层面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就是我们的就业和技能委员会,负责政策和体系的设计。我们还有一些部门,我们还有一些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认证工作,也有相应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像劳动力市场信息也有相应的部门技能委员会进行工作。我们也鼓励用人单位培养自己的员工。此外我们还有郡一级的努力。在当地层面,用人单位是每一个英国大学或者学校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呼声肯定会得到倾听。这就是我们职教体系的情况。
我们也认识到如何让用人单位更多的发挥作用,实际上有很多做法,我们可以根据行业进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政府或者国家不同层面,我们有很多的相应机制设置,让用人单位在培训和职教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做了50年左右的探索,我们觉得目前最有效的就是按不同的产业部门、行业部门来倾听用人单位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并不是我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在英国几十年的探索。比如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 29个行业培训委员。现在在英国已经有了一个行业技能委员会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力量显然比过去单独委员会的力量要雄厚得多。而且也从英国政府那里直接获得资金提供,比如政府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项目让我们做,比如制定一些就业标准。此外政府还会给我们进行相应的资助,以此来推动职教体系的发展。像 SSC,就是这些行业技能委员会,他们是独立的,遍及英国全国,是由业界领导的机构。它的组成成员来自于用人单位或者工会。他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提高生产率,改善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业绩。同时他们也需要去改进技能学习方面的供应,包括师傅带徒弟的做法,还有在高等教育以及国家职业标准方面。同时他们要减少技能方面所存在的缺口和不足,并且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推动技能的学习。我所在的这个机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SSC的工作,而且对他们进行认证。在过去一年我们发现有一些委员会的工作不够满意,我们就不再给他们颁发证书,他们就丧失了这样的资格,他们的一些工作需要移交给其他的部门进行。
我们的25个委员会其实是覆盖90%的英国劳动力,我们有一些专门的类别或者说是行业类,有很多的SSC是制造类的,我们还有创意和媒体类,还有能源类、交通类、公共部门类,还有娱乐服务行业、建筑业以及农村和环境类等等。我觉得对于委员会的数量没有太大的要求或者区别,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所在的社会情况,我们的SSC数量也在不断的变化,如果SSC这样的委员会太多的话,他们每个力量可能就被稀释了。但是如果太少的话,可能又不够用。所以这个数量倒不是一定的,而是要看具体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是由政府出资运作的,实际就是由我们把钱拨给他们,我们监督他们的工作。拿到了这些钱,这些委员会就需要发挥作用,他们每年从我们委员会获得大约150万英镑,每个SSC也会从自己所在的行业获得一些资助,比如从用人单位获得一些资助,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提到的,这样的SSC如果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也会进行收费,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运转。平均来说,每个SSC 资助金额达到400英镑-500英镑。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直接算现金金额,因为有些用人单位不是做资金的捐助,而是采取其他形式的捐助。
我们希望这些委员会能够变得更加有创新,而且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多的向价值链上游发展。而SSC也应该鼓励用人单位更多的培训自己的员工。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帮助行业形成高质量的劳动力构成,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提前预测,就是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人才,以及目前这个行业劳动力拥有的水平如何。当然他们也要帮助我们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标准,今天下午我会继续再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标准对我们整个体系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将行业需求和学校所提供的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英国有一些许可证颁发的机构和组织,25个SSC确实有很大的政府资金的投入,我们要确保他们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也对他们进行审计,按照刚才提到的他们三个方面的职责进行审计。这里有很多需要SSC做到的标准。这里面关键的在于,他们得到了在这个行业大多数企业的支持,大多数企业需要使用SSC服务,而且对他们的服务是比较满意的。他们也要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来共同提供这些技能的培训。而且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相关市场的信息。我们也要确保SSC能够按照英国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框架来实施他们的信息提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框架结构,所有的SSC都必须用这个框架结构进行信息的报告。有这样一个模板,他们必须用这个模板进行信息的报告。
另外他们也要有非常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数据以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制定统一、完整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他们也需要了解在这个行业目前职业技能需求,以及未来技能的一些需求。他们还有一项工作也是政府指定的,他们要制定全国性的行业标准。我们也必须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研发方面的投入,而且能够反映出来行业目前的最佳做法。他们必须对于这种标准的制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策略,这样其他的人就能很好的遵循这样一些标准。当然在不同的SSC之间,他们也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包括在领导力、客户服务、管理。这些职能在不同行业当中都是需求的,在这些行业制定标准也需要跟SSC进行合作。
我们在几十年的对不同行业实验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我们把我们国家的做法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把我们的机构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机构技术比较的话,我们的SSC相对来说比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有更多的政府资金的投入。当然这样一种机构,比如在德国或者丹麦,可能他们这样的历史更长一些,这对我们来说,尤其对资金投入方面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SSC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企业,但是目前很大一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于政府。这些机构应该由谁领导?他们的资金运转是如何的?对于我们的SSC来说,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当然他们是接受政府的监管,而且他们资金来源是来自于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部门是对所有SSC进行监管的。
当我们考虑到用人单位参与的时候,当然大家都说让用人单位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每个人也都说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些用人单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而且是达到良好的平衡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找到完美的方式使得用人单位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试图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当然我们都有一个总体的指导原则,就是这些SSC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们有一些整体的目标。当然有多少个SSC我们可以值得讨论或者他们具体的职责是什么。但是总的来说目标是要实现保证用人单位有一个积极的参与,而且要对我们的培训课程有一个积极的投入。
对于建立起以需求为主导的体系来说,我们可能找到一部分的答案,但是也不是完整的答案。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合自己国情的一些政策,需要财政方面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提高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要融入企业的参与,但是他们也要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除非必要,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总是向他们伸手要求他们来做什么。我们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手段来实施这样的沟通和咨询。
在全国的层面上,用人单位是如何参与到培训过程当中的。我们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培训机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市场的信息,要知道市场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了解到市场对于就业和技能需求之后,就可以制定不同行业的发展策略以及发展的路径,然后会建立起不同行业的全国性标准。按照全国性的职业标准建立起资格认证,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下午的时候具体介绍。
谢谢大家。
刘育锋:我们这个论坛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求导向。到底是谁的需求?从哪些方面可以获得这些需求?获得这些需求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何将这些需求传递到职业教育提供者中?今天Moira Mckerracher女士给我们介绍了英国的经验,在英国职教体系之中需求方,比如英国就业与技能委员会以及英国行业技能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针对 Moira Mckerracher女士的介绍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提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你好,刚才我听到你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问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英国的企业家愿意投入到这个方面,主要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Moira Mckerracher:非常好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让SSC也要不断的鼓励企业去参加。当然首先得有钱干这个活。SSC有来自企业的一些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来自于企业,所以企业要确保声音能够得到倾听,所以他们必须要积极的参与。当然SSC也要和行业内的企业保持密切的接触。很多时候这些企业会非常愿意来参与,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他们也能够从中有很大的收获。他们希望能够确保有这样一个好的培训体系,这样他们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就有具备技能的人才,这是对他们自身利益和发展非常有益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希望通过某一种方式对这种培训体系实施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愿意来参加。可能真正有挑战的是那些小企业。在中国有很多的小企业,我们也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让小企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们有一个中小企业联盟会,他们有的时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中小企业来参与。我们也鼓励小企业建立小企业之间的网络,SSC也必须要接触这些中小企业,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网站,建立沟通平台,使得小企业可以简捷方便的联系到他们。他们也需要向用人单位解释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来填写问卷告诉需求,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保新人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技能。
刘育锋:我们休息15分钟,11点半再回到会场。
(茶歇)
刘育锋:今天上午有三位专家分别就三个主题做了汇报演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
余祖光:请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英国技能开发委员会做了这些工作,我想知道专业和就业岗位的吻合度,英国控制在什么样的比例?是80%还是60%的吻合度?你们认为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吻合度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横向,专业和岗位的吻合度。再一个是纵向,比如不同的职业层次培养的人,教育的不同层次和就业岗位的不同层次,它的吻合度,你们认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比较理想?
Moira Mckerracher:谢谢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才刚刚有了这么详尽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在英国收集了这样的信息,使得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提供的技能是不是能够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要求。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委员会之后,我们有这样的机制安排,每年都会开展这样的研究。我们能收集更多的信息,来看需求和供给的吻合度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感觉还是做的很不错,我们的技能培训的确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比如我们增加了劳动力大军当中具有这些技能人才的比例。上次我们做过一个分析,需求和供给方相对来说还是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这个吻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更高层面的话,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多的提供具有高级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可能在行业内部并没有相应的高级专业岗位提供给这些具有高级专业技能的人。这个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在英国变得更加的明显,比如在苏格兰,苏格兰当地的人口本身专业技能水平在英国属于比较高的,但是他的就业情况却并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进行的这种就业技能的培训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对口单位。有些公司所使用的技能并不是我们所培训的技能,也就是吻合度比较差的情况,比如我们培训了很多创新人才,但是在公司里面却没有用到这些创新技能。所以我们也进行相应的措施,比如鼓励企业更好的调动他们员工的创造力,比如在管理工作上能够发动员工的创新能力。在英国我们总的来说这个吻合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领域没有达到很好的吻合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要进行相应的分析,然后找到存在的缺口,采取有关的措施来进行调整。我们希望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而且能够对于这些技能有更多的需求,能够被激发出来。
余祖光:能不能给一个大体定量的数据?比如德国60%、70%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们大体的定量数字是多少?
Moira Mckerracher:我觉得光靠百分比很难说明我们取得平衡。我可以给你一些数字,我可以找到不同的数字提供给你,来显示出这些百分比,比如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多少百分比的技能。但是我们没有有关于平衡的百分比,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比如对于高级专业技能、中等专业技能以及初级专业技能,我可以给你我们的一些具体数字,也可以提供给你OECD和其他OECD国家相比英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可以提供这些。
大卫·夏洛克: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些情况可能英国比较独特,英国是在欧盟这个开发的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就业培训或者职业教育保障体系。有一点我们做的非常成功,就是职业年龄的这些人口都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大概是80%-90%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在英国比起欧盟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口是女性人口,而且我们对于就业的政策比较着眼于长远的,如果你看过去30年英国的情况,撒切尔政府在80年代所采取的措施,当时就业问题出现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英国才实现目前的就业状况。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技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英国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有些行业也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是消失了,过去相应的一些技能可能也就不再需要进行培训了。像在英国过去很多时候是家族企业,一代一代往下传,但是这样的家族企业有些已经趋向衰落,有些仍然保留下来,而且有很多当地的特点。英国的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各地独有的就业特点以及所存在的挑战进行相应的工作。
提问:请问刘培俊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您能给我一个非常典型的描述,说明这些层级之间的不同是什么吗?比如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区别,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研究生类的职业教育区别,能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和定义吗?
刘培俊: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这里有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政策。我们谈理论的时候会把未来目标和理想体系设计的特别好,但是具体到政策阶段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谈理论的时候是打破过节的,看哪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更符合我个人的观点或者更适合他们国家的国情,但是到政策阶段,政策是公众意愿,要抛开个人观点。我们国家和国外有相似的地方,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和其他教育不同。不同在哪?那个关键点,英国提出叫做“需求导向”。设计教育体系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比如说飞机驾驶员,我不一定非得是中职、高职或者研究生毕业才能做,关键是他是否适应这个岗位的需求。需求很现实,你的手眼协调能力不行,最基本的生化反映不行,那研究生也干不了这个工作。通过基本的要求,才是这个岗位特定的技能能力,包括应付风险、预测风险的能力以及其他的综合职业素养,包括心态和遇到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每个人是有差异的。但是具体放到哪个阶段培养什么岗位的人?这个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有专家质疑,中职课程和高职课程到底能不能区分开?我觉得如果抛开政策设计的话,关键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掌握哪些技能,低年龄段有些技能是掌握不了的。比如低年龄承受压力的能力肯定不行。但是这个层级结构怎么设计确实是个政策问题,也有我们国家教育体系历史的传承问题。我们国家在西方人看来,职业教育更多的是基于学校的教育多。因此我们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是按传统教育体系来设计的职业教育。专家有一种观点,什么时候职业教育办的不像教育了,也许职业教育就能找到它的定位了。引用别人的话,不是我个人观点。但是在具体政策设定的时候,要综合专家的观点,可能更需要考虑国情。目前这个体系维持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对我们国家的贡献非常大的。为什么大力发展中职?就是现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这个产业形态和企业进行的技术含量,需要一批人快速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也有人测算过,到底一个国家是以中职为主还是以高职为主,是不是发展中职?各国国情不一样,跟它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像英国以前是有中等职业学校的,但是现在没有了,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和设计。
提问:我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请问刘培俊先生和刘育锋女士一个问题。现在《行动计划》正在各个省市报项目,我们重庆也正在论证即将报的十来个项。其中有一个是中高职教育的衔接,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研究层面,大家对这个话题都比较关注,而且时间也很久,很多研究成果也出来了。但是我想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考虑中高职之间的衔接,是否在政策层面和研究层面考虑非正规教育和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也就是说现在各种社会培训,有各种的培训方式、各种培训形式,比如有培训班,有企业的工作经历,还有社区培训、远程教育等等。在我们国家,非正规教育和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是学历本位,国外可能更多的是证书本位,我们尽管也有证书本位的劳动部这套体系,但是如果把证书跟学历联系起来,或者将非正规培训的成果或者认可的方式,从政策和研究方面国家是怎么考虑的。
刘育锋:我先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我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中高职衔接本身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也是反映了人类总体发展的实际需求。我们国家也在尝试着做很多努力,几年以前我们已经在实践层面总结出一系列的我们国家中高职衔接的模式,比如2+3、3+3、五年一贯制等等。但是为什么又重新提这个话题?因为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些政策的引导,或者说那时候我们更多强调就业导向。其实这是不矛盾的,比如就业导向有就业和就业之后发展的问题,所以还是需要衔接。至于怎么衔接,我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比如在国外有一个政策的总体设计问题,比如资格证书体系,把初等、中等、高等证书都衔接起来,我们国家在证书衔接存在一系列问题,有一个脱节问题。比如劳动部颁发的工人技能等级证书,和我们的学历目前为止还不是很衔接。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刘所长提到学分银行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做学分银行,也尝试了很多。但是学分制的转换,我们也在转换。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学分制,不同的学校之间,每一个学分内涵是不相同的。比如这个学校颁发的学分跟那个学校颁发的学分,内涵是不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含金量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衔接,还需要考虑执行一些基础性工作,使得学分制有关的标准、内涵一致起来。
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换句话说我们国家比较关注的是学历本位。但是国外很多国家,像欧美国家、澳大利亚等等国家,他们比较多的是关注能力本位。这个能力是可测的实际的行为结果,你能做某些事情,这是最核心的。我也非常欣赏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真正要实现这种能力本位的衔接和沟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制定标准的框架,制定一系列非常严格完备的评估检测体系。目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些欠缺,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至于政策层面也有很多的思考,请刘培俊博士来回答。
刘培俊:简单来说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从体系设计层面,这里涉及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有人说职业教育,中职、高职以后往普通大学走,这是一个体系设计问题。现在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还有基于课堂教学与工厂的教学的沟通。我们提出一个政策,正在研究。叫做政府购买企业优质培训资源。有些企业在培训员工的时候,他做的这些课程,包括他的教学过程和组织方式非常好,考虑政府出资购买企业的培训资源为学校所用,也可以学校的学生派驻到企业接受这个教育。接受它这个教育也是学生教学计划的内容,折合成学分,记录他的学业成绩。也在考虑这些融通的问题。这是从体系上。从政策上,《规划纲要》已经公布,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中有三处谈到职业教育体系设计与立交桥的问题。职业教育那一章谈了立交桥问题,在继续教育一章谈了立交桥问题,在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做重大试点实验里又谈到立交桥问题。但是体系设计理论化的政策已经有了框架,在技术层面要真正实现学生将来可以持续学习、不断学习,也实现职业教育与其他体系融通的话,从技术层面,基于学生的能力,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怎么沟通。再往深层的技术,如何记录孩子在不同场合、不同体系里面所学到的学分,最后能够等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用信息技术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搞一个“金教工程”,现在已经进入项目论证。将来的孩子,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大学,他的学历、成长信息电子化,信息系统对接,这为将来学分制的实行,让孩子不管到哪个场合,都能记录信息系统,为折算他的学分打下基础。
提问: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请教两位英国的专家,我们都知道教育的实施要靠教师,请问实施技能教育的人,是由学校的专职教师好,还是有由企业的技师师傅好,还是由企业的技师师傅到学校接任教师好?第二个问题,请问在英国对实施技能教育的教师在资格方面和来源方面有什么保障?
Moira Mckerracher: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委员会,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就业率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通过教学来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当然教师在提供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职业方面的技能和其他普通方面的技能,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必须了解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如何提高学生这些技能。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可以推荐的是,对于职业教育的老师来说,这些教师必须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他们必须和行业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学生必须有实际实习的机会,或者由当地的企业家到学校给学生进行辅导,提供实际的实习机会或者是见习的机会。对学生来说,要有真正的关于就业方面的经历非常重要,但是对老师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他们必须要及时更新提高自己,也要提高自己教学的方法和技能。也要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就业方面的技能,比如团队合作精神或者是沟通交流的技能。老师也要开发出新的教学方法,比如行动教学法或者是过程教学法等等。教学的标准在英国也包括这些方面的技能,有一些老师可能是很多年前接受过培训,我们要保证他们有机会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的接受培训,跟行业保持密切接触。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人到学校来做讲座,讲讲他们的工作经验,也可以让学校的老师和来自企业的老师共同进行教学。
大卫·夏洛克:这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试图给你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教育体系当中教师仍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似乎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学习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仅只是涉及到教学质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英国在过去的20年中,在质量保证体系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考察教师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学生学习的质量如何。不仅仅是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教的如何,更多的要看学生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们要给学生提供非常丰富的学习环境,不仅仅只是在校园里、教室里。可能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都可以体会到,我们从学校的学习和社会当中的学习相比,学校的学习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在网上进行研究,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听老师来讲。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变化速度非常快,教师的角色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角色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仅仅只是信息的提供者,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对学生展开学习的协助者。
提问:请问两位英国专家,为什么你们用了就业力技能而不是就业技能这个词?当然就业力和就业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我想这两个词背后的含义还是有差别的。
Moira Mckerracher:确实有差异,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差异。用人单位希望有人来了就能干活,来了就能工作的,他们需要这些技术方面的能力,他们需要有这些能力来从事一项具体的工作。但是对于个人以及用人单位来说,他们需要不仅仅只是这些专业的技能,不仅仅只需要一个会修车的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如何处理好客户关系的人,能够和同事进行良好沟通和合作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工作有积极态度的人,他每天能够按时上班等等。这是我们说的软实力,我们把这些叫做就业力能力。当然对于个人来说,首先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当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在工作上能够表现的很好,而且能够把你的技能展示出来。所以当我们说就业的时候,指的是一项具体的技能或者是具体的工作。而就业力则是更广泛的词,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个人能力的总称。
提问:在我们国家职业教育里面谈到职业教育的办学,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这也体现了需求导向的理念。以服务为宗旨是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就业则考虑到了学生。现在职业教育当中很重要的是与企业合作,最近这几年也做的很好。但是现在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学校很积极、很主动,但是企业不积极、不主动。当然不是所有企业。企业考虑到的经济利益比较多,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对企业怎么引导积极参与到这当中的政策设计存在脱节。第二种现象,现在以就业为导向,学生的就业和他所学的专业的符合度或者与他专业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从现实生活来看,功课方面跟学的专业符合度高一些。但是仍有很多学生的就业与所学专业没有关系。这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怎么来进行评价?
刘育锋:两个问题,一个是行业企业参与的问题,怎么激励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就业吻合度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国家目前这段时间有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让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以前是倡导,行业企业要参与职业教育,为此把行业企业参与职教列入《职教法》有关的条款当中。但是随着实施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光规定不够,因为这里有很大的缺陷,缺乏激励机制。我们总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是行业企业代表,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我是企业,企业向国家纳税,除此以外我的职责、我的责任在哪里,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职责?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企业主,他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责任感的还是非常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但是从管理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机制问题。像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其实就是英国政府掏钱建立的一个机构,给他们一定的拨款,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要求,你的职责是什么、我要你做什么。这其实就是政府利用经济的手段来刺激他们参与职业教育。我觉得这种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除此以外在其他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行业技能委员会也有类似的做法。据我所知,在《职教法》的修订之中,我们国家也考虑到这些问题,而且鲁部长有一个思想,就是政府购买服务。
关于吻合度的问题。你所强调的所学专业和工作的吻合度。到底什么叫吻合度?我学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吻合。但是有岗位的吻合,有职业的吻合,有职业群的吻合,我们所说的“吻合”到底指哪个,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吻合很重要,学有所用,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学什么今后在哪个岗位工作,这种投资的成本效应是最大的。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教育毕竟是教育,正规的教育跟短期的岗位培训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教育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为就业服务,另外一个是为职业生涯的发展服务。我个人认为这种吻合应该从大的职业群的概念,你只要在大的职业群中就业,这时候就可以算是吻合,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岗位。所以在我们的教育安排过程中,专业设置、课程安排首先应该有一个大的比较宽泛的基础。另外我们要根据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可能的选择。
提问:我是来自于中国电子学会,我们现在正在做资格认证的工作。请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在英国资格认证是政府主导的,但是资格认证是不是职业必备的准入条件?是不是必须要有资格认证才能入职?第二个问题,这个资格认证是由学校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还是由SSC或者专业的培训机构来做?
Moira Mckerracher:谢谢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认证工作当中,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管辖的一块。SSC是负责制定行业的标准,他们会对业内进行研究,了解这个行业里面某个特殊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设立相关的标准。我们有一些颁发证书的机构,这个机构使用刚才所制定的标准进行证书的颁发。他们以这些标准为基础,而且还会把一些所需要的软技能,比如刘女士所提到的这些软技能也放进去,然后进行证书的颁发。在颁发之前还会把相应的颁发证书的标准提交给SSC,由SSC审议是否是可以的。如果是可以的,再融入到整个国家的认证体系去。这样的认证工作是有一个国家性的框架,而且会得到政府的资助。会由这些培训机构,比如一个专业的院校可以决定自己的培训课程,或者是接受企业的要求进行专门的培训。它也可以按照国家的资格认证体系要求来对学生进行培训,学完之后学生再获得这样的证书颁发。关于证书颁发,有一些是法规性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比如电力工程师,要求他们的工作是近乎完美的,所以在特殊的工种上必须要获得一定的资格认证才能上岗。而什么样的资格认证是由SSC规定的。比较来说,英国有证才能上岗的岗位还是比较少的。要求有证才能上岗的都是那些对于人的生命安全或者国家经济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否则就不需要持证上岗。但是现在在英国,大家也在争论到底有多少岗位是需要持证上岗的,我们需要多少数量的持证上岗。最后的结论还是要涉及到是否会影响到公共财产安全,是否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们不想有太多的持证上岗,但是又不希望完全的放松。在英国要创立自己的事业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条件还是宽松的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刺激就业,让大家能够找到工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也是比较自由的,我们不想有太多的束缚,不想有太多的持证上岗的要求,以免扼杀了大家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一些岗位或者有一些工种是一定要进行监管的,否则的话会对公众带来威胁。
刘育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午的讨论到此结束。
时间:2010年4月13日9:00
地点:北京亮马河会议中心万黛厅

高瑛:尊敬的白琼娜女士;尊敬的葛道凯司长、尊敬的Ketherine Epstein女士,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开幕式现在开始。我是教育部职教所的高瑛。
陈兵: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就业技能项目主管陈兵。
高瑛:今天上午的开幕式由我和陈兵先生主持。首先欢迎大家参加由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此次活动是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交流的一次重要活动,宗旨是建立中英职业教育对话平台,促进中英职业教育的发展。会期两天,包括主题报告、专题讨论和会谈。相信此次活动的顺利进行,对进一步密切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联系,增进友谊,推动两国职业教育发展将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中方嘉宾;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先生;综合处处长刘培俊先生;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副所长余祖光先生;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任占营先生;国务院三峡办培训处处长翟桂英女士。出席这次活动的有英国文化教育委员会代表,英国驻华使馆官员和远道而来的英国职业教育专家。有来自全国十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专家和职业院校校长,二十多家新闻单位的媒体朋友。总共有一百多位代表参加这次活动。

陈兵:参加此次研讨会的英国嘉宾有: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文化参赞白琼娜女士;以及Moira Mckerracher女士和大卫·夏洛克先生。下面有请白琼娜女士致词。
白琼娜: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大家来参加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我们这个对话的目标是要建构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这样一个话题对我们两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我们相信文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促进中英两国之间的了解和互信,对于我们共同面对全球性的挑战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对所有的公民提供这样一些机会,使得他们能够发展一些和二十一世纪急需的技能,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些机会,使得人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技能,而这样一个技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建立具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体系对于中英两国政府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面对经济所带给我们的挑战,我们必须建立政府培训机构以及企业之间密切的合作。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讨论我们相关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在中国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方面。
技能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对创新,对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对于政府、企业、自愿组织来说,他们对于职业技能的培养都是非常重视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些课程,能够帮助培养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和人才。而且希望在教室以及企业用人单位里都能建立起良好的企业文化,才能促进发展。我们这些课程的质量、教学的质量,以及人们是否能够获得用人单位所需要的这些技能,对于目前变化非常快的劳动力市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对话,希望能够进一步讨论在培训机构以及用人单位之间如何建立职业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我们能够建立一些标准,使得我们能够提供一些高质量、高标准的职业技能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用人单位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双方之间能够进行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我希望我们能够借这个机会展开非常开放的讨论,能够就双方共同感兴趣和关心的话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我们对合作伙伴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才能如此成功的举办这样一次对话,也对所有发言人表示感谢,也对各位来宾的参与表示感谢。我们希望今天的会议能够取得成功,也希望在未来我们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谢谢大家。
高瑛:请教育部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司葛道凯司长致词。
葛道凯:尊敬的白琼娜女士、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出席今天上午由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活动。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教育部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司,对此次活动的顺利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建设工作,主要取得了五个方面的进展:
一是明确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方向。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今年再次重申要继续加强职业教育,以就业为目标,整合教育资源,改进教学方式,着力培养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这就是使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以及今后若干年内长期坚持的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
二是持续不断的扩大职业教育的规模。到2009年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达到873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178万人,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超过 300万人,高等职业教育的在校生超过900万人。大体上中等职业教育占有高中阶段教育的50%,高等职业教育占有高等教育的50%。
三是逐步建立并且不断完善了学生的资助政策和免学费政策。2007年中国政府建立了面向所有中职学生的资助政策,使90%的在校学生可以享受生活费补助。去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建立了面向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的免学费政策,从而使教育公平通过职业教育这个手段得到更好的体现。
四是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立。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央政府先后投入100多亿用于职业教育的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实训基地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使职业教育的基础办学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
五是选择若干有典型意义的地区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试点。迄今为止先后建立了天津、河南、广西、四川以及三峡五个实验区进行职业教育的改革试点,取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成果。
除此之外中国职业教育在教学改革、教学信息化建设等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职业教育将沿着整合资源、调整结构、加强管理、提高质量的思路,进一步向下推进。一两个月前,教育部开始制定《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三年行动计划》,现在已经形成了草稿。我想这个《行动计划》对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鄙薄职业教育的观念在中国还存在,公共财政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虽然不断增加,但是总的比例还是非常有限的,管理体制不顺,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机制不那么健全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育持续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要依靠中国职业教育界的同仁们,但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对任何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我们知道近来年来英国也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把职业教育与国家的经济复苏和繁荣仅仅联系起来,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特点。比如据我们所知,英国的职业教育比较注重对雇主和个人需求做出反馈,注重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制度。二是注重构建由需求、管理、运行、服务和监督等机构组成的分工明确的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比较注重市场机制在职业教育质量提高中的作用,建立了基于市场机制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四是通过开发上下贯通的资格标准制度,构建以能力为本位的终身教育体系。五是建立以学生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将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职业教育经费资助制度等等。我想英国职业教育的这些特点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中英职业教育对话,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这次活动通过对构建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资格到课程,和构建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三个双方共同关注的议题开始,我相信通过探讨必然将进一步增进中英两国职业教育界的相互了解。我们也相信随着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英职业教育的合作和交流将会蓬勃发展起来。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是国家级的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它具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以及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我相信这些力量和经验对于中英职业教育合作平台的构建将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是中英教育的桥梁,这两个机构的合作必将推动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事业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最后,祝首次中英职业教育对话圆满成功,祝中英职业教育合作事业蒸蒸日上。谢谢大家。
高瑛:请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余祖光副所长致词。
余祖光:尊敬的白琼娜参赞女士、尊敬的葛道凯司长、尊敬的Ketherine Epstein女士,各位职教界的同仁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来自中英两国的政府官员、职业技术教育界的研究者、企业界院校的朋友们聚集在这里参加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我们要构建一个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而且我们要将中英两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问题进行讨论和磋商。这次论坛是中英两国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此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向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远道而来的英国官员与专家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所有出席这次论坛的中外人士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具体承办这次论坛的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以及关心支持论坛举办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教育部国际合作司、高等教育司以及其他有关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世界各国都把推进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职业教育作为各类教育中与经济建设和劳动就业联系最紧密的一类教育,其改革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和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人口的国家,中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2005年10月国务院再次做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为此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力度,争取使职业教育在新的世界、新的形势下有更大的发展。
多年来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对外开放,认真学习、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英国作为一个先行的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受到重视,近年来英国更是在职业教育资格体系、质量保证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间的沟通方面进行不断的改革创新,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些举措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趋势,很值得我们中国职教界学习借鉴。为此中英双方决定举办这样一个论坛,通过介绍中英两国近年来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经验,为加强两国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构建一个平台,从而推动两国深化职业教育体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最终推动两国职业教育在新的形势下取得更大的发展。
我相信这次论坛将成为中英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新起点,为两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的帮助,使职业教育在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更大的贡献。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高瑛:开幕式到此结束,下面举行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与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我受教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黄尧先生的委托,签署合作协议。
陈兵:我们的合作协议将由高瑛女士和白琼娜女士签署,她们分别代表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请各位嘉宾到前面见证我们的签字。

接下来的会议将由刘育锋教授主持,她来自教育部职业技术中心研究所。
刘育锋:各位代表、各位领导,大家上午好。现在开始正式的论坛阶段。技术技能型人才作为人才的一种类型,在提高生产率、提升国家竞争力方面的重要性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发展生产过程中,很多国家认识到技能型人才的短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为职业教育提出了挑战。我们今天请大卫·夏洛克先生做一个主题报告,他的题目是开发全球技能成功的要素。我想他的报告能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
大卫·夏洛克:谢谢刘博士的介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早上好。我非常荣幸能够受邀来做一个开场的主题发言,非常感谢各位给予我的邀请。
在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不断的扩大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比教育体系的其他部分发展的更快、更迅猛,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职业技术教育是我们社会迫切需要的,而且它也代表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并且而显示出在国际层面各种技术趋势的新发展,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繁荣发展,也关系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所以职业技能教育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繁荣与个体的发展。现在全球社会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大家可能会觉得气候变化对于我们的影响,在今后的一二十年不会特别的影响,但是这的确是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通过技术为人类创造美好的生活,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个成功的企业也许能够带来很多的利润,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企业也很难继续盈利,而且一个企业与它周围的社区的共处也很难保持和谐、融洽的状态。我们需要对员工也进行不断的培训,因为整个世界、整个市场,甚至可以说整个行业都在不断的进行发展,也对劳动力提出新的技能需求。因此我们在这里开展有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对话是极为必要的,而且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我们发展有关的知识技术,并且能够鼓励人们的创造力,培训新的技能,同时能够鼓励大家不断的创业。
我们的职业技能教育体系应该是以需求为导向的,能够应对全球的迅猛变化,同时也能够反映出各个不同社会独特的需求。这样的独特性也正是各个社会彼此所具有的自己独特的竞争力。职业技术教育当中也充满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也许通过一个单一的解决办法难以解决。下面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大家都可以看到,在长期的国家对于建筑以及设备的投资,以及快速的经济和技术变化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时间上的冲突,我们可能需要花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对基建作出重大的投资决策,而我们也希望这种基建的投资能够很快的获得回报或者投入使用。如果再花几年时间可能又发现当初计划所建的这种基础设施已经不够用了。今天的技能缺口和我们去弥补这样一个技能差距的时间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冲突。我们也许需要花几年时间才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职业技术培训体系以及相应的资格认证体系。但是这可能会导致目前的这种技能缺口难以在短时间内很快被弥补。在我们的教职员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教职人员可能是很好的理论研究或者学术研究人员,但是他没有和工作实际相连,因此导致他所做出的研究成果或者他教授的学生难以为社会服务。而且在职业专业课程开发方面以及整个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之间也存在这样的冲突。在一个持续的、一致的、可靠的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认证和目前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企业与个体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或者冲突。我曾经学过历史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我知道整个社会的状况是千差万别的,也许我在这所提到的内容还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职业技术教育当中存在着很多的挑战和冲突。当然我们要有一个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但是在这方面又涉及到很复杂的问题,谈到需求的时候我们谈的到底是谁的需求?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提出的这些要求可能很多都是合理的,但是要去满足这些要求并不容易。
首先一个国家对于人力资本的发展有自己的要求。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技能和质量保证是同步进行的,我们大家都是业内人士可能也知道,这并不是完全如此。不管怎么说,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需要培养出更多更有技能的人才,而且要有质量的保证。同时也要推动这个体系的不断发展。刚才我说的都是来自于国家的压力和要求。此外对于企业来说,像企业的雇主,他们也提出自己的要求,他们希望有忠诚的员工,有良好技能的支援。企业主的要求和国家的要求未必完全一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合理的要求,就是学生本人或者雇员本人的要求,他们希望能够掌握很好的就业技能,能够毕业之后在很多企业,甚至可以在很多国家工作。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不断发展自己的职业技术技能,而且愿意以此为事业不断的进行发展,给他们带来满足感以及事业的成就感。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的要求,比如对一个机构来说,它需要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政策环境,有这样的条件,使得他们能够提供一些比较好的课程,能够持续的开展这样的教学,比如几年的时间。我们刚才谈到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因为需求的不断变化,或者整个趋势的快速变化,还涉及到时间的要求,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要寻求解决办法的时候必须要进行优先重点的排序。
这里大家看到的这张图,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些基础,通过这些基础使得职业技术教育得到保证。这里有两个云团状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在很多职业技术教育当中都出现的,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当中被认为是非常有用的,虽然不是每个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都具备这样的要素。我们来看看我所说的这个基础是什么。
首先是技术文化。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以为必然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不同国家工作后会发现其实这样的技术文化在某些国家非常宝贵,而且也是不可缺少的。我曾经在索马里工作过,也去过沙特阿拉伯,在沙特阿拉伯没有这样的农业文化,你要去培养这样的技术文化来支持制造业的发展可能比较困难,在一些游牧性的国家,他们的技术文化可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很不相同,而且他们的文化可能很难去支持在制造业这种井然有序的企业文化。如果大家去意大利可以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而且当地人会非常自豪的告诉你他们的技术文化。在那里大家可以建立自己的小作坊,最后再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大家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怎么进行合作,也知道怎么来创新,也知道怎么来制造产品,不需要你明确的去告诉他,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做了。我所说的这些内容就是技术文化,这个技术文化可能存在在中国,存在在亚洲的很多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未必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崛起非常的迅速,有现在的亚洲四小龙。
接下来看一下很有诚意的雇主。我不知道在中国的情况如何,在我的国家,企业主或者企业负责人常常会对学校提出很多的要求,尤其像工会更是提出很多的要求。我们也需要这些企业雇主或者工会明确说出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需要他们在制定标准的过程当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对于一个人的职业发展明确的说出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在有的时候,个体的要求和企业的要求也许有区别,而且是有冲突的。企业主和工会之间也存在要求不一致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大家能够获得上学的机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肯尼迪在60年代做出的决定,就是建立起美国的社区大学的决策。实际上美国的这种社区大学应该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种学校,而且能够长当地的人们接受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这是非常重大的决定,它影响到美国后来的发展,也影响到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本来肯尼迪的想法是,希望在距离比较近的,让当地社区能够接受职业技术教育,但是后来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服务于当地社区,所以这里涉及到是否让大家能获得这样的机会。
高层发挥的领导作用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来说尤为重要。我们常常说职业技术教育实际上是没人要的孩子,或者说不招人怜爱。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它并不属于核心地位。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大学,能够是坐办公室的白领。但是社会也不能缺少蓝领,如果没有蓝领社会也难以发展。此外在技术的技能和知识智力技能方面,我们也发现高层领导,像总理一级的支持和领导是极为重要的。在英国布朗首相建立了英国行动组,其中所包括的都是政府的高层领导,也就是让高层领导去认识学徒制度的重要性,使得他们对于学徒制度更加的关心,而且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来推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发展。从高层领导所获得的领导和支持是极为必要的。
在很多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体系都得到来自很多不同部门的政策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持,当然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在很多情况下用人单位也不知道如何跟这些学院进行合作,我们希望有这样一种机制,以一种非政府的方式将企业和学院结合起来,尤其是通过政府不同的部门和组织融合。再往上看一层,这种学徒制度以及在岗的培训,这些对于职业技术学院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标准是由企业制定的,这种学徒制或者实习制,他们一边学一边实习,这样一些做法是为整个体系设定标准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在过去的15-20年中,在岗的培训在我们的职业技术教育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我们如何实现合作,如何实现快速的发展呢?在英国也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何使这个体系的发展有足够的动力,它能够快速的发展。我们看到的一种方式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如果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就会改变很多的行为方式,我们就会有足够的信息或者数据来要求人们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当然,公众的意见对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对很多的职业学校的标准质量有一个报告,这样一种做法使得以需求为核心的做法变得可行。
在这样一个体系当中,要取得实质性的发展,让用人单位积极参与到培训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是说企业或者用人单位实施一些影响,而是他们要实实在在的发挥作用。当然我们这个职业技术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让企业做一些重要的决策也是至关重要的。资质认可也是重要的方面。这些资格的认可在国家之间是可以互相认可的。一个人在一个国家接受这样的资格认证,他在另外一个国家工作的时候,这个资格应该是可以承认的。而且在一个国家内部来说,你无论在什么地区拿到资格认证,都应当有同等效力。
自我评估以及独立的审核。与此同时同样重要的就是这些职业技术学院必须有高效的管理,而且随时向前推进,有一个外部的监控机构。在这些机构内部也应该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自我评估的体系。对于这些员工的行为表现进行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比较有挑战性的话题,当然我们也看你所处什么样的领域、什么样的行业。但是无论如何这也是我们推动整个体系改革的非常重要的方面。比如在德国、奥地利和丹麦,有一些行业必须要求你具备一定的资格认证,它可能是对公众有一些潜在的危险,或者其他行业的人如果没有资格认证,你从事这个工作的话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所以对于拥有这样一些专门的资格认证的人来说,必须对他们提供这样一种保护。
要对用人单位收培训费用,也就是说这些用人单位必须有足够的动力和机制来对他们的员工进行有效的培训,而且要持续的对员工进行培训。对于用人单位来说我们会在他们所发放的工资当中提取1%作为培训费用,如果能够提供有效的培训的话,再把其中的四分之三返还给他们。
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在英国是比较奏效的。但是在政府、企业和培训学院之间应该达成一种协议或者是一种共识,当这个体系不断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寻找足够的资金支持是非常困难的。当然压力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种压力进行分散,这种资金的来源可以来自于中央政府、企业和学员。这里有三个方面共同达成的协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以需求为核心的体系。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必须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需要有一个稳定政策环境。在英国要实现这一点比较困难,我们是一个小岛国,我们政策变化的速度比较快频率比较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认为我们的政策还是有一定的持续性,就是在不同的各级政府之间,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这是政府能够做出的非常重要的共性。还必须有非常好的基础设施,有好的学校的建筑,设备要不断的更新。
还要有公正的融资机制。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方面有一些本地的融资,会反映一些本地的需求。但是如果在不同的地区,实际上这种融资机制还是有差异的。我们形成了一个统一性的融资方式,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学院,在什么样的地区、什么样的学科,得到的资金方面的支持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要保证做到的是,这些资金的支持也应该能够满足学生的需求,不是说随意的做出本地的决策,必须是有针对性的做出决策。我们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和灵活的资格认证体系,我们也需要一个非常有利的质量监控体系,今天我们会就这个话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需要企业的参与,我们需要这些企业在建立标准方面,从标准的设定到标准的维护都需要企业的参与。政府不应该为某一个具体企业所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来买单,企业自己必须发挥它相应的作用。企业也有这样的责任,为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做出他们的贡献。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实习和在职在岗的培训,在行业内部的培训氛围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很多情况下,职业教育的质量实际上是在企业参与下才能够有重大的提高。
从培训机构的角度和学院的角度来说,我们不仅仅只是给学生进行培训,使得他们找到工作,而是要给他们建立起一个长期的知识体系,使得他们能够发展自己的事业。我们在教学方法方面也需要不断的提高。这些学院也需要不断的适应新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适应新的需求,做出不断的调整。
这里有一些模式。有政府提供的资金和资格认证方面的保证,有来自于企业的指导,有学院或者大学提供长期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培训体系,用人单位对自己的员工进行培训。对于小的用人单位来说可能会形成培训的协会,他们联合起来建立一些培训中心。在英国有很多这样的做法,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这是非常奏效的做法。另外还有一些私人的培训机构。我们在座很多人都是从事学术培训和学术研究的,但是我们发现在很多私人培训机构,实际上他们培训的质量和效率也是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特殊的机构为一些特殊的人群提供培训服务,比如像残疾人。所以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要求和条件,使得我们能够建立起有效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我们要求改变的这种需求是不断持续进行的,从国家来说也需要对全球经济发展做出不断的调整和适应,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们也要不断的适应目前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关于技术方面的变化。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力来说,他们需要获得相应的成就感。对于提供这些技能的人来说,也需要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行竞争。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非常好的政治方面的动力来改变我们的政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质量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要持续的提高培训质量,尤其是在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下,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的文化。我们不能认为一开始进入职业岗位的培训对整个职业发展就够用了,我们必须改变人们这样的想法,他们要终身不断的提高、升级他们所具备的技能。对于提供这些职业技术培训的机构来说,他们必须有自我批评和自我提高的意识,他们必须有内部的机制,使得他们能够提供质量更好的职业技术教育服务。
当然我们还需要适应和满足企业不断变化的需求,在国家内部以及不同的国家之间必须建立起对等性,互相认可这些资格。我们还要对这些资格认证进行良好的监管,而且我们也要对这些培训机构的表现进行评估。但是我们这些做法还是要鼓励创新,我们不能妨碍人们进行改变。
各位同事,我想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就做这样一些介绍,希望我的发言能够对大家有所启迪。
刘育锋:谢谢大卫·夏洛克。大卫·夏洛克先生给我们提出一个思考,他从整个变化的角度,这个变化对技能型的人才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和挑战,基于这些思考以及他个人丰富的经验,他提出了一些有关迎接这些挑战的成功要素,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案和模式。下面大家对大卫·夏洛克先生的发言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可以提出。
提问:大卫·夏洛克先生,我来自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我对您的发言非常感兴趣,在这里我看到两个概念,一个是以需求为导向,但是在成功的要素里面又提到以就业为导向,您能解释一下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大卫·夏洛克:这两者之间有很多的相似性。我们说的这种需求引导的,是把不同的需求整合起来,包括企业、学生、培训机构,他们都有不同的需求,但是我们这样一个体系希望能够对社会带来繁荣,带来良好的就业。当然最终是要实现经济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丧失我们价值的选择,我们对整个社会发展是有我们的职责。这里面确实存在经济方面的动机,我们向行业企业提供服务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刘育锋:谢谢大卫·夏洛克先生的回答。下面请刘培俊博士做一个有关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思考的报告。刚才葛司长已经给我们其了一个头,他已经提到中国政府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同时也提到在今后改革中有新的思路和思考。刘培俊博士以他对职业教育的深度思考以及他的学术背景,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高质量的报告,我们可以从报告中获得一些新的思考。
刘培俊: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尊敬的来宾,我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共同讨论有关于职业教育培训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情况。首届中英职业教育对话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对于中国和英国之间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在职业教育方面中英两国之间已经开展了很多很好的合作,我想这样的一次会议将会成为新的起点,使得我们今后进一步的进行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我也要非常感谢这次会议的组织者,感谢你们对我的邀请。刚才大卫·夏洛克先生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幕式的发言,他谈到了他们对于职业教育方面的想法。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情况,以及我们在接下来打算怎么做。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会讲的比较简单,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谈一下我们的创新战略,我们希望通过创新战略建立起更加灵活、更加具有反映性和吸引力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在我进行发言之前,我想非常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中国的职教体系情况,把它作为背景性介绍,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在中国建立了有自己特色的职教体系以及我们接下来怎么来创新我们的体系。
首先看一下中国的人口状况。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口是世界上比较大的国家,我们一共有13.3亿人口,现在已经有超过6亿人生活在城市。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非常大规模开放的并且以具体工作为基础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来看一下中国的就业状况。中国目前共有7.75亿工人,有一半是在城市地区工作,其中有2.25亿是农民工。此外我们每年还新增1.5亿农民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非常灵活的职教体系来满足不同的需求。
我们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国家,我们有34个省以及333个地区,同时还有2860个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建立的职业技术体系应该充分多元化,以满足当地的具体需求。
中国目前已经被认为是新兴的经济体,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是一个经济转型国家,换句话来说我们正在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改变的非常迅速,因此我们需要反映能力更灵活的职教体系来满足经济转型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要求。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是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服务,这也意味着我们的职教体系是为所有人民服务的。各级政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来进行这个体系的发展和创新。从中国的传统来说,我们一直认为具有职业技能的工人为蓝领阶层,但是我想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能够进入普通的教育体系,能够进大学,能够成为社会的中上层人士,这是中国目前的国情,也是中国的传统,所以政府和有关机构正在建立一个更加具有吸引力的职教体系,使得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认可职业技术教育的课程,能够进入到这样的教育体系当中接受培训和教授。
首先看一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体系。这张图是中国教育体系的构图。这其中包括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等。大家可以看到职业技术教育是图中绿色部分,这是在教育体系当中职教体系所占的情况。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可以说它是在不同的层面被纳入到整个教育体系当中。
这个图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分类,我们有一个非常正式的职业教育体系,同时也有一个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有不同的分类,这里是提供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机构,这和其他的国家比较相似。我们有三级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机构,有高职、中职等三级体系。主要的培训机构是这些高职学校,在中国有15000家高职学校,而且还有高专学校。
这个图是在正式的职业教育体系当中学生的发展路径。当然各地的情况略有差异。
这里是我们的一些专业设置。我们这些专业的设置并不是特别的具体,主要分几大类,我们有13大类,农林类、能源类、环境类,还有制造类、交通类、信息技术类等等。
这个图是我们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有不同类型的针对成人的,针对就业者的,也有针对寻找工作人群的职业技术培训。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些图片,有成人的学习中心,还有私营的培训中心。在正式和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也存在着联系,学生入学以后他们可以在即将毕业的那年进入工厂进行实地的学习和培训。用人单位可以和培训院校签定协议,对于学生进行最新技能的培训,并且今后可以招聘一些学生。
在中国还有公立和私立学校,这取决性质不同。由政府资助的学校占40%,个人资助办学的占10%,我们还有各种不同的行业所资助的一些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下面介绍目前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管理政策和我们所取得的成就。
在中国我们的职教体系是有法可依具有法律基础的,我们至少有三个法律是支持职教体系的,《劳动法》、《教育法》以及《职业教育法》。在政府管理的框架方面,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所提到的那样,不同国家可能有自己不同的管理结构,在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有不同的部委共同进行政策的制定。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进行更好的协调。垂直管理的时候,我们有教育部,同时我们还有各级政府。而各级政府又有自己的教育部门,可能是教育厅,也可能是教育局。在各级政府当中有相应的人员或者机构设置来专门进行职业教育的管理。现在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新的机制来解决多部门所涉及的一些复杂问题。因此我们有一个跨部委的协调委员会,这是在各级政府层面都有的。
在中国我们还有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职业教育体系政策框架,我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政府把职教体系作为教育体系当中的一项优先重点发展,在2002年、2004年和2005年国务院召开了三次全国性的职教体系会议,每一次会议都出台了国务院级别的条例。而且还做出三次投资,投资于学校的校园,投资于师资培训,同时还投资于对于学生的帮助,特别是那些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学生。
关于我们所取得的成就。现在职教体系已经是教育体系当中的优先重点,此外职教体系也得到了扩大与发展,所以现在如果有学生在进入职教体系学习之后,他们还可以继而进一步的进行学习和发展。我们还有四个国家性行动以及四个国家级项目。这四个国家级项目主要是进行能力建设的项目,而且我们还有发展模式的创新,这就意味着我们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子来发展职教体系,使得我们的职教体系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把它叫做联合做法。而且我们还有相应的改革,我们把这种培养模式的改革叫做学习和工作,比如是高职的学生,他们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会直接进入到工厂进行实习,用人单位将会为这些学生支付一定的费用,我们把这个叫做边做边学的做法。我们还有一些补助政策,葛道凯先生也提到了这一点,每个高职学生或者中职的学生他们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帮助。
另外我们还开展了很多的国际合作。在中国我们已经与不同的国家建立了很多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和国际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建立这样的合作关系。这样的合作关系包括我们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技术支持。
下面大家看到的是我们正式的职教体系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职学生自2005年以来就业率一直在95%以上。未来的情况如何,或者说这些学生毕业之后去到哪里呢?将近80%的学生都进入到企业工作,11%的学生可能会开设自己的企业,10%的学生会进入到高一级的学校。他们做什么呢?7%的毕业生从事农业,也就是第一产业。44%的学生进入到工业,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进入到第三产业。什么样的技能是最受欢迎的呢?在我们的职业学校当中,30%的学生都是学习有关于制造业的技能,还有30%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的技能,还有一些学生学习商务、旅游、建筑等等。如何才能够找到工作呢?毕业生中有70%能够通过学校渠道找到工作,另外还有10%通过社会中介机构找到工作,还有10%是通过其他渠道找工作的。当然我们还面临很多挑战,而且我们对整个体系需要进行创新。
刚才大卫·夏洛克先生也提到五个重要的挑战,我认为在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当然有的是可以避免的,有的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们都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冲突。中央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多积极的努力,要进一步推广职业技术教育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希望能够发展一些普通的高等教育,这就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管理体系以及管理体系效率非常低。我们一方面对于这些具备技能的劳动力有强烈需求,另外一方面是人才的短缺。第三个矛盾在于职业技术教育对于个人来说,这种吸引力是非常小的,但是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却有巨大求。另外就是成本高、效率低,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区域不平衡非常明显。另外还有城乡之间的差异。我们需要新一轮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有持续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我们确实需要一些机遇,我们面临着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一些新的要求以及政府的一些新的要求。还有来自于个人和社会的一些新的期望。
我们现在正在制定规划,制定我们的战略,对职业技术教育在未来的发展做出规划。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法》正在修订,在座的一些同事可能有的已经参与到这个修订的工作当中,比如说余祖光先生就是参与《职业技术教育法》修订的重要专家。还有一个国家的《2010-2020年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目前还有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行动方案》。对法律进行修订,而且确定不同的利益方的职责以及他们的利益和兴趣,而且我们要在未来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奠定一个良好的法律基础,我们要确保职业技术教育可持续发展下去,包括政府、学生、职业技术教育提供者、用人单位,他们都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现在还有全国性的《2010-2020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这个项目。这个照片是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会通过网上对话以及访问的方式征求社会意见。在这样一个《中长期发展纲要》这里也涉及到不同的部委,包括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以及国家发改委等等,一共有14个国家部委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
在整个《发展纲要》当中涉及到职业教育的有一个基本原则,政府要进一步致力于发展职业教育,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它有三个目标,要使这个体系更加灵活,更加有吸引力。它有四个层面:进一步扩大它的规模,确保年轻人能够获得职业教育机会。鼓励企业更加积极的参与职业技术教育。要建立起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体系。要提高整个体系的吸引力。另外还有五个能力建设项目,来保证这个基本原则的实施。
另外还有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行动计划》,为了实现这样一个《规划》,我们制定了三年的《职业技术教育行动计划》。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包括十个行动,具体包含28个项目。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十个项目,一是能力建设,尤其是提高产业升级的能力建设。二是加强企业和学校之间的联系。三是专业和课程设置。四是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当中SAT的应用。五是东西部之间的合作以及城乡之间的合作。六是对于学校管理能力建设的提高。对学校教师的培训。对现代农业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另外还有职业技术教育政策的制定以及系统的升级。另外还有成人教育。有这样十个行动方案来实施《2020年发展规划》。
未来的主要政策将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包括对整个体系的改革,不仅仅是正规的,还要包括非正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当然对于在校学生以及成人都要同时实施。包括对于学校、企业,一方面有学术性的证书,另外还有一些职业方面的证书。还有专业能力以及学习能力的提高。通过一系列的方式使得学生能够有可持续的就业率。另外要提高获得职业技术教育的可及性,而且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质量,提高能力建设,提高职业教育本身的吸引力。
谢谢大家。
刘育锋:谢谢刘处长的发言,他以非常漂亮的PPT以及漂亮的英语给我们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介绍。我们知道技能型挑战是全球化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中国作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中国有一个答案是中国特色。今天刘博士从中国社会背景出发介绍了中国职教体系、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成果、政策以及今后的若干思考。欢迎大家对刘博士以上的演讲提问。
提问:刘博士你好,我来自于重庆公安大学技术学院。刚才谈到职业教育体系分高职、中职。现在除了中职、高职以外还在往上延伸。对于未来我们国家的职业技术体系,究竟怎么样形成科学的体系?我想听听你对这个观点的认识。
刘培俊:现在政策还不是特别明确,今年刚刚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上,袁贵仁部长讲了一句话,他说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要考虑职业教育自身的办学规律,不管质量还是规模的提高都要考虑是一个类型。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与其他各类教育有显著的不同,虽然总的目标是一致的,让人发展,让人能够就业,让人的职业生涯持续发展。但是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定位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因此职业教育办学我们要思考,它跟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服务最直接,也可以说反映最敏捷。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我们学生的培养模式是第三年都要到企业去定岗实习。金融危机发展形势变了,就业岗位变了,我们孩子第三年实习都会受到影响,更别说将来的就业。因此我赞同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这是一种理念,有了这种理念以后,在具体设定职业教育体系,包括内部学校的层级,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在《规划纲要》里面,当然是一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提到这个问题,要建立孩子们,特别是技能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让孩子们不仅有中职上,而且有更高的学历文凭,以就业为导向持续发展。当然后续的院校设计层级,包括各层级的规模,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具体的政策问题,《规划纲要》只是描述一个前景,给出了一个框架,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很好的想法。
提问:既然是一个类型教育,我是广西柳州艺职校,我们是一个中职校,请问刘博士在中高职衔接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给我们一些指引。我们认为技能型人才,把中高职能够建成一个五年制的过程可能在实践中会更好操作。
刘培俊:这里谈到学制问题和孩子的持续发展问题,我们的学制是比较灵活的,我们有一年的,高中毕业到中职学一年。我们也有两年的,也有三年的。还有四年的,以往行业办的中专,尤其在大城市还是保留四年制。也有五年的,五年就是初中毕业生升入五年一贯制的高等院校。可以说我们的体系从理论或者从政治上是比较灵活的。但是至于说中职的孩子升如高职的比例有多大,高职将来升入更高一级的比例有多大,这还是政策问题,我只能谈自己的理解,不同的阶段对政策的把握不一样。比如前一段中职升高职的比例占高职招生计划的5%。至于下一段这个比例是不是适合当前社会学习的需求,是不是适合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阶段,这个我们需要重新去考虑。现在我们在《行动计划》当中,其中有一个计划考虑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在加强调研和协调。
刘育峰:下面请Moira Mckerracher女士发言。我们知道英国是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之一,英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近些年来英国也认识到技术型人才对于国家竞争力提升、经济繁荣具有重大作用。为此他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职教体系,同时在这个体系之内形成了英国的职教特色。但是这个体系的内容是什么?是如何构建的?有哪些特色?我想Moira Mckerracher女士的介绍能够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Moira Mckerracher:大家早上好。非常感谢我能够得到这个邀请,很高兴再次回到中国,再次来到北京。其实我为英国有关资格认证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曾经来过北京很多次,一会儿我也会更多的跟大家介绍我的工作。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英国以需求主导的职教体系,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政策对话过程当中跟大家分享英国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谈一下我们所说的以需求主导的体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认为有必要使得我们的技能体系能够满足用人单位和个人的需求,当然有的时候要达到这样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须去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是我们这个职教体系的客户。我们的客户有着自己的需求,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他们需要相应的培训项目或者是资格认证工作能够满足企业的需求。在英国我们跟用人单位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跟我们谈的不是技术上面的缺口,他们经常跟我们提及的是对于那些刚刚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缺乏的一些软技能,比如与人沟通的技能、不断发展的技能。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这些软技能。另外用人单位也非常希望有一些资格认证的体系,能够有一些让他们信得过的标准。而且很多时候这些用人单位,可能会本单位开展一些培训,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邀请来自于外部的学校或者培训机构的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进行企业内部培训课程的建设。
而对于个体来说,他们也有很多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有这些资格认证,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提到的那样,他们希望所掌握的技能不会仅仅只局限于一项工作,而是能够适用在很多工作上。所以这些个体希望通过资格认证体系使得能够实现事业的不断发展。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中国很多职教学生,他们进一步进入高等院校进行学习,或者他们在工作之后自己再努力,然后再去进行更多的学习。所以他们需要有这样的资格认证,他们需要有一些证书,让他们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让他们能够受人尊重,同时也能够得到用人单位的承认,而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当地的社会环境里。他们也希望能够走向其他国家,比如现在如果你是一个建筑工人,你希望你所从事的建筑工作不仅仅是在你家乡附近的,也希望能够到世界其他地方去走一走或者是去工作。而且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用人单位其实也是实现了跨国界的运作。所以个体所需要的资格认证是希望能够得到承认的、公认的,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职教工作时候应该满足的一个要求。
今天我们还听到了应对变革的计划,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今后五年、十年应该怎么做,大家也在不断的制定计划,并且调整计划。在英国我们是怎么做这方面的工作呢?我们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来主导我们的职教体系发展,所以这个体系的质量和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客户来推动,而不是由计划部门或者提供培训的机构推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多的情况是,我们这些培训机构会更多的倾听用人单位以及接受培训的学员的要求,然后进行课程或者技能培训的设置。在这个职教体系当中,不同角色的作用也在不断的改变,政府的职责越来越多的变成向所有的利益有关方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向他们提供有关的就业信息和职教体系信息,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越来越多的依赖客户来推动职教体系的发展,那么我们需要向这些客户提供必要的信息,有了充分的信息这些客户才能制定相应的决定,才能对我们提出明确的需求。所以政府的工作越来越多的是提供信息的作用。同时政府还应该设立相应的激励机制,能够不断的推动用人单位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同时也推动个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所以在英国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让我们的用人单位具有更宏大的目标,让他们更多的把眼光投向价值链的上游,而且要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并且利用自己的这个权利。我们也希望他们对自己的雇员进行更多的技能方面的培训。因为我们看到愿意给自己员工进行培训的用人单位往往会更加成功。
政府应该确保有相应的机制、相应的激励措施,能够让那些有志人士获得高质量信息,能够制定出明确的需求,而且也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比如在进行融资的过程当中,把钱放到适当的人手里去花。而且职教体系的这些客户也能够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反馈,无论是对于高职学校还是对于大学,都能进行很好的反馈,这点在英国也是很强调的,我们希望在职教体系里面不光是提升用人单位的声音,同时也要提升受训个体的声音。
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在职教体系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三年前我们主要是负责审查英国所具有的就业技能的机构,在2006年开展的一个调查和研究显示,英国需要调整自己的职教体系,而且使得职教体系以需求来驱动。我们过去的职教体系很多是由培训机构占主导,而不是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为此我们开展了有关的研究,而通过这个研究,建立了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我们这个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我们向两个政府部门报告,一个是产业创新和技能部,还有一个是工作和养老金部门。大家也知道在英国的政治体制,有不同的政府,所以我们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资金的援助。我们在职教体系里面开始更多的去倾听用人单位的声音,帮助英国实现我们所制定的2020目标。
在英国我们制定了一个2020目标,希望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在就业、经济增长和就业技能方面成为OECD国家当中排名比较居前的国家,这个目标是比较宏大的,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审查我们的进展是否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我们是否能够有充分的就业技能,就此我们也向政府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告诉政府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变革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政府机构,我们向政府提出建议改进职教体系,更好的创造就业,提升人们的就业技能。所以我们会定期的分析英国的就业技能需求,我们的人口就业技能状况,同时我们也会看未来的工作岗位都在哪些领域。对于那些政府所指定的经济增长战略重要部门进行评估,然后来看目前有什么样的就业技能,存在什么样的缺口。通过这些信息提出我们的建议。此外我们还会把这些信息放到网站上,公众可以通过登陆我们的网站来了解这些信息。这对于那些制定计划以及制定优先工作重点的人也很有帮助。
我们还提供一些信息指导的工作。我们把数据进行整合,运用这些数据得出一些高质量的信息指南手册或者是指南原则,对于英国的普通人也可以提供很多的帮助,让他们去规划自己未来的职业。我们认为今后需求最大的职业就是拥有高技能的职业,这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很多都是这些技师或者是高级技术人员的岗位。我们需要保证我们的职教体系能够培养出高级技能人才,满足社会的需要。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用人单位的需求,能够通过我们的职教体系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也鼓励用人单位恰当的使用职教体系所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才技能。
我们另外还有一项工作是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个我一会儿再具体跟大家介绍。
我之前也跟大家提到,我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倾听用人单位的呼声。用人单位的呼声在英国的职教体系每一层都能够得到倾听,而且是非常重视他们的要求。现在大家看到的图表是在政策层面,在国家层面我所在的这个机构,就是我们的就业和技能委员会,负责政策和体系的设计。我们还有一些部门,我们还有一些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标准和资格认证工作,也有相应的委员会进行管理。像劳动力市场信息也有相应的部门技能委员会进行工作。我们也鼓励用人单位培养自己的员工。此外我们还有郡一级的努力。在当地层面,用人单位是每一个英国大学或者学校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他们的呼声肯定会得到倾听。这就是我们职教体系的情况。
我们也认识到如何让用人单位更多的发挥作用,实际上有很多做法,我们可以根据行业进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在政府或者国家不同层面,我们有很多的相应机制设置,让用人单位在培训和职教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做了50年左右的探索,我们觉得目前最有效的就是按不同的产业部门、行业部门来倾听用人单位的声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并不是我们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经过了在英国几十年的探索。比如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 29个行业培训委员。现在在英国已经有了一个行业技能委员会的网络,这个网络的力量显然比过去单独委员会的力量要雄厚得多。而且也从英国政府那里直接获得资金提供,比如政府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特别的项目让我们做,比如制定一些就业标准。此外政府还会给我们进行相应的资助,以此来推动职教体系的发展。像 SSC,就是这些行业技能委员会,他们是独立的,遍及英国全国,是由业界领导的机构。它的组成成员来自于用人单位或者工会。他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提高生产率,改善企业和公共服务部门的业绩。同时他们也需要去改进技能学习方面的供应,包括师傅带徒弟的做法,还有在高等教育以及国家职业标准方面。同时他们要减少技能方面所存在的缺口和不足,并且创造更多的机会来推动技能的学习。我所在的这个机构,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去监督SSC的工作,而且对他们进行认证。在过去一年我们发现有一些委员会的工作不够满意,我们就不再给他们颁发证书,他们就丧失了这样的资格,他们的一些工作需要移交给其他的部门进行。
我们的25个委员会其实是覆盖90%的英国劳动力,我们有一些专门的类别或者说是行业类,有很多的SSC是制造类的,我们还有创意和媒体类,还有能源类、交通类、公共部门类,还有娱乐服务行业、建筑业以及农村和环境类等等。我觉得对于委员会的数量没有太大的要求或者区别,这个完全取决于你所在的行业或者你所在的社会情况,我们的SSC数量也在不断的变化,如果SSC这样的委员会太多的话,他们每个力量可能就被稀释了。但是如果太少的话,可能又不够用。所以这个数量倒不是一定的,而是要看具体的情况。这样的委员会是由政府出资运作的,实际就是由我们把钱拨给他们,我们监督他们的工作。拿到了这些钱,这些委员会就需要发挥作用,他们每年从我们委员会获得大约150万英镑,每个SSC也会从自己所在的行业获得一些资助,比如从用人单位获得一些资助,就像大卫·夏洛克先生提到的,这样的SSC如果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可能也会进行收费,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运转。平均来说,每个SSC 资助金额达到400英镑-500英镑。很多时候我们也不能直接算现金金额,因为有些用人单位不是做资金的捐助,而是采取其他形式的捐助。
我们希望这些委员会能够变得更加有创新,而且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多的向价值链上游发展。而SSC也应该鼓励用人单位更多的培训自己的员工。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帮助行业形成高质量的劳动力构成,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提前预测,就是行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人才,以及目前这个行业劳动力拥有的水平如何。当然他们也要帮助我们建立全国性的职业技术标准,今天下午我会继续再讲这个问题。实际上标准对我们整个体系是非常核心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将行业需求和学校所提供的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非常重要的环节。在英国有一些许可证颁发的机构和组织,25个SSC确实有很大的政府资金的投入,我们要确保他们能够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也对他们进行审计,按照刚才提到的他们三个方面的职责进行审计。这里有很多需要SSC做到的标准。这里面关键的在于,他们得到了在这个行业大多数企业的支持,大多数企业需要使用SSC服务,而且对他们的服务是比较满意的。他们也要和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来共同提供这些技能的培训。而且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相关市场的信息。我们也要确保SSC能够按照英国共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框架来实施他们的信息提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框架结构,所有的SSC都必须用这个框架结构进行信息的报告。有这样一个模板,他们必须用这个模板进行信息的报告。
另外他们也要有非常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数据以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来制定统一、完整的关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他们也需要了解在这个行业目前职业技能需求,以及未来技能的一些需求。他们还有一项工作也是政府指定的,他们要制定全国性的行业标准。我们也必须确保他们有足够的研发方面的投入,而且能够反映出来行业目前的最佳做法。他们必须对于这种标准的制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策略,这样其他的人就能很好的遵循这样一些标准。当然在不同的SSC之间,他们也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包括在领导力、客户服务、管理。这些职能在不同行业当中都是需求的,在这些行业制定标准也需要跟SSC进行合作。
我们在几十年的对不同行业实验的过程当中也看到,我们把我们国家的做法和其他国家的做法进行比较。如果把我们的机构组织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机构技术比较的话,我们的SSC相对来说比其他国家类似的机构有更多的政府资金的投入。当然这样一种机构,比如在德国或者丹麦,可能他们这样的历史更长一些,这对我们来说,尤其对资金投入方面也是一个很新的尝试。SSC的资金越来越多的是来自于企业,但是目前很大一部分资金还是来自于政府。这些机构应该由谁领导?他们的资金运转是如何的?对于我们的SSC来说,绝大多数都是相对独立的机构,当然他们是接受政府的监管,而且他们资金来源是来自于政府,也就是说我们的部门是对所有SSC进行监管的。
当我们考虑到用人单位参与的时候,当然大家都说让用人单位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每个人也都说这件事情有很多的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些用人单位能够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参与,而且是达到良好的平衡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已经找到完美的方式使得用人单位融入到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试图寻找一种解决方案。当然我们都有一个总体的指导原则,就是这些SSC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他们有一些整体的目标。当然有多少个SSC我们可以值得讨论或者他们具体的职责是什么。但是总的来说目标是要实现保证用人单位有一个积极的参与,而且要对我们的培训课程有一个积极的投入。
对于建立起以需求为主导的体系来说,我们可能找到一部分的答案,但是也不是完整的答案。每个国家都需要适合自己国情的一些政策,需要财政方面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项目,提高整个劳动力的生产率以及经济发展。我们也有一些新的认识,我们要融入企业的参与,但是他们也要知道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除非必要,否则的话我们不会总是向他们伸手要求他们来做什么。我们还要利用各种各样的媒体和手段来实施这样的沟通和咨询。
在全国的层面上,用人单位是如何参与到培训过程当中的。我们有全国层面的,也有地方层面的培训机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市场的信息,要知道市场需求到底是什么。我们了解到市场对于就业和技能需求之后,就可以制定不同行业的发展策略以及发展的路径,然后会建立起不同行业的全国性标准。按照全国性的职业标准建立起资格认证,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在下午的时候具体介绍。
谢谢大家。
刘育锋:我们这个论坛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需求导向。到底是谁的需求?从哪些方面可以获得这些需求?获得这些需求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如何将这些需求传递到职业教育提供者中?今天Moira Mckerracher女士给我们介绍了英国的经验,在英国职教体系之中需求方,比如英国就业与技能委员会以及英国行业技能委员会在这方面做了很多。针对 Moira Mckerracher女士的介绍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
提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你好,刚才我听到你的发言很受启发。我想问一个操作层面的问题。英国的企业家愿意投入到这个方面,主要的内在动因是什么?
Moira Mckerracher:非常好的问题。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持续的挑战,让SSC也要不断的鼓励企业去参加。当然首先得有钱干这个活。SSC有来自企业的一些资金,实际上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来自于企业,所以企业要确保声音能够得到倾听,所以他们必须要积极的参与。当然SSC也要和行业内的企业保持密切的接触。很多时候这些企业会非常愿意来参与,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他们也能够从中有很大的收获。他们希望能够确保有这样一个好的培训体系,这样他们在招聘新人的时候就有具备技能的人才,这是对他们自身利益和发展非常有益的事情,而且他们也希望通过某一种方式对这种培训体系实施影响,所以他们非常愿意来参加。可能真正有挑战的是那些小企业。在中国有很多的小企业,我们也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让小企业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比如我们有一个中小企业联盟会,他们有的时候会作为一个整体来代表中小企业来参与。我们也鼓励小企业建立小企业之间的网络,SSC也必须要接触这些中小企业,他们也要建立自己的网站,建立沟通平台,使得小企业可以简捷方便的联系到他们。他们也需要向用人单位解释只需要花很少的时间来填写问卷告诉需求,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在招聘新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确保新人具备企业所需要的技能。
刘育锋:我们休息15分钟,11点半再回到会场。
(茶歇)
刘育锋:今天上午有三位专家分别就三个主题做了汇报演讲,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
余祖光:请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英国技能开发委员会做了这些工作,我想知道专业和就业岗位的吻合度,英国控制在什么样的比例?是80%还是60%的吻合度?你们认为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吻合度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横向,专业和岗位的吻合度。再一个是纵向,比如不同的职业层次培养的人,教育的不同层次和就业岗位的不同层次,它的吻合度,你们认为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比较理想?
Moira Mckerracher:谢谢您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年当中,我们才刚刚有了这么详尽的一些信息,也就是说在英国收集了这样的信息,使得我们能够判断我们所提供的技能是不是能够满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要求。这几年也做了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委员会之后,我们有这样的机制安排,每年都会开展这样的研究。我们能收集更多的信息,来看需求和供给的吻合度问题。在过去的十年当中,我们感觉还是做的很不错,我们的技能培训的确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比如我们增加了劳动力大军当中具有这些技能人才的比例。上次我们做过一个分析,需求和供给方相对来说还是取得了很好的平衡,这个吻合度还是比较高的。在更高层面的话,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多的提供具有高级专业技能的人才。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可能在行业内部并没有相应的高级专业岗位提供给这些具有高级专业技能的人。这个问题根据我们自己的分析,在英国变得更加的明显,比如在苏格兰,苏格兰当地的人口本身专业技能水平在英国属于比较高的,但是他的就业情况却并不是很理想,也就是说我们投资进行的这种就业技能的培训并没有找到很好的对口单位。有些公司所使用的技能并不是我们所培训的技能,也就是吻合度比较差的情况,比如我们培训了很多创新人才,但是在公司里面却没有用到这些创新技能。所以我们也进行相应的措施,比如鼓励企业更好的调动他们员工的创造力,比如在管理工作上能够发动员工的创新能力。在英国我们总的来说这个吻合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领域没有达到很好的吻合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要进行相应的分析,然后找到存在的缺口,采取有关的措施来进行调整。我们希望在需求和供给之间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而且能够对于这些技能有更多的需求,能够被激发出来。
余祖光:能不能给一个大体定量的数据?比如德国60%、70%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你们大体的定量数字是多少?
Moira Mckerracher:我觉得光靠百分比很难说明我们取得平衡。我可以给你一些数字,我可以找到不同的数字提供给你,来显示出这些百分比,比如我们设定的目标是多少百分比的技能。但是我们没有有关于平衡的百分比,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比如对于高级专业技能、中等专业技能以及初级专业技能,我可以给你我们的一些具体数字,也可以提供给你OECD和其他OECD国家相比英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可以提供这些。
大卫·夏洛克:我也是这样想的,有些情况可能英国比较独特,英国是在欧盟这个开发的大市场的大背景下来进行就业培训或者职业教育保障体系。有一点我们做的非常成功,就是职业年龄的这些人口都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岗位,大概是80%-90%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在英国比起欧盟其他国家来说,我们有很大一部分工作人口是女性人口,而且我们对于就业的政策比较着眼于长远的,如果你看过去30年英国的情况,撒切尔政府在80年代所采取的措施,当时就业问题出现很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英国才实现目前的就业状况。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技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在英国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有些行业也已经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是消失了,过去相应的一些技能可能也就不再需要进行培训了。像在英国过去很多时候是家族企业,一代一代往下传,但是这样的家族企业有些已经趋向衰落,有些仍然保留下来,而且有很多当地的特点。英国的就业和技能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针对各地独有的就业特点以及所存在的挑战进行相应的工作。
提问:请问刘培俊先生一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您能给我一个非常典型的描述,说明这些层级之间的不同是什么吗?比如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区别,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研究生类的职业教育区别,能有一个明显的区分和定义吗?
刘培俊: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具有挑战性,这里有两个问题搅在一起,一个是理论,一个是政策。我们谈理论的时候会把未来目标和理想体系设计的特别好,但是具体到政策阶段情况就不同了。因为我们谈理论的时候是打破过节的,看哪个国家的教育体系更符合我个人的观点或者更适合他们国家的国情,但是到政策阶段,政策是公众意愿,要抛开个人观点。我们国家和国外有相似的地方,职业教育是一个类型,和其他教育不同。不同在哪?那个关键点,英国提出叫做“需求导向”。设计教育体系的时候也要考虑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特定的工作岗位,比如说飞机驾驶员,我不一定非得是中职、高职或者研究生毕业才能做,关键是他是否适应这个岗位的需求。需求很现实,你的手眼协调能力不行,最基本的生化反映不行,那研究生也干不了这个工作。通过基本的要求,才是这个岗位特定的技能能力,包括应付风险、预测风险的能力以及其他的综合职业素养,包括心态和遇到紧急情况的处理能力,每个人是有差异的。但是具体放到哪个阶段培养什么岗位的人?这个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有专家质疑,中职课程和高职课程到底能不能区分开?我觉得如果抛开政策设计的话,关键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能掌握哪些技能,低年龄段有些技能是掌握不了的。比如低年龄承受压力的能力肯定不行。但是这个层级结构怎么设计确实是个政策问题,也有我们国家教育体系历史的传承问题。我们国家在西方人看来,职业教育更多的是基于学校的教育多。因此我们在这个教育体系里面,是按传统教育体系来设计的职业教育。专家有一种观点,什么时候职业教育办的不像教育了,也许职业教育就能找到它的定位了。引用别人的话,不是我个人观点。但是在具体政策设定的时候,要综合专家的观点,可能更需要考虑国情。目前这个体系维持了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对我们国家的贡献非常大的。为什么大力发展中职?就是现在工业化发展的阶段,这个产业形态和企业进行的技术含量,需要一批人快速成长进入劳动力市场。但也有人测算过,到底一个国家是以中职为主还是以高职为主,是不是发展中职?各国国情不一样,跟它的发展阶段有关系。像英国以前是有中等职业学校的,但是现在没有了,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和设计。
提问:我来自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请问刘培俊先生和刘育锋女士一个问题。现在《行动计划》正在各个省市报项目,我们重庆也正在论证即将报的十来个项。其中有一个是中高职教育的衔接,不管是政策层面还是研究层面,大家对这个话题都比较关注,而且时间也很久,很多研究成果也出来了。但是我想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考虑中高职之间的衔接,是否在政策层面和研究层面考虑非正规教育和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也就是说现在各种社会培训,有各种的培训方式、各种培训形式,比如有培训班,有企业的工作经历,还有社区培训、远程教育等等。在我们国家,非正规教育和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尤其重要,因为我们是学历本位,国外可能更多的是证书本位,我们尽管也有证书本位的劳动部这套体系,但是如果把证书跟学历联系起来,或者将非正规培训的成果或者认可的方式,从政策和研究方面国家是怎么考虑的。
刘育锋:我先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谈一下个人的看法。我先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是教育部职教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首先中高职衔接本身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也是反映了人类总体发展的实际需求。我们国家也在尝试着做很多努力,几年以前我们已经在实践层面总结出一系列的我们国家中高职衔接的模式,比如2+3、3+3、五年一贯制等等。但是为什么又重新提这个话题?因为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些政策的引导,或者说那时候我们更多强调就业导向。其实这是不矛盾的,比如就业导向有就业和就业之后发展的问题,所以还是需要衔接。至于怎么衔接,我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比如在国外有一个政策的总体设计问题,比如资格证书体系,把初等、中等、高等证书都衔接起来,我们国家在证书衔接存在一系列问题,有一个脱节问题。比如劳动部颁发的工人技能等级证书,和我们的学历目前为止还不是很衔接。这是一个问题。
刚才刘所长提到学分银行的问题。其实我们国家也在做学分银行,也尝试了很多。但是学分制的转换,我们也在转换。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们这个学分制,不同的学校之间,每一个学分内涵是不相同的。比如这个学校颁发的学分跟那个学校颁发的学分,内涵是不一样的,就是所谓的含金量不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衔接,还需要考虑执行一些基础性工作,使得学分制有关的标准、内涵一致起来。
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之间的衔接,换句话说我们国家比较关注的是学历本位。但是国外很多国家,像欧美国家、澳大利亚等等国家,他们比较多的是关注能力本位。这个能力是可测的实际的行为结果,你能做某些事情,这是最核心的。我也非常欣赏这种做法,但是我们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如果真正要实现这种能力本位的衔接和沟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制定标准的框架,制定一系列非常严格完备的评估检测体系。目前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有些欠缺,这就是我们将来的发展方向。至于政策层面也有很多的思考,请刘培俊博士来回答。
刘培俊:简单来说三个层面。第一个是从体系设计层面,这里涉及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有人说职业教育,中职、高职以后往普通大学走,这是一个体系设计问题。现在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还有基于课堂教学与工厂的教学的沟通。我们提出一个政策,正在研究。叫做政府购买企业优质培训资源。有些企业在培训员工的时候,他做的这些课程,包括他的教学过程和组织方式非常好,考虑政府出资购买企业的培训资源为学校所用,也可以学校的学生派驻到企业接受这个教育。接受它这个教育也是学生教学计划的内容,折合成学分,记录他的学业成绩。也在考虑这些融通的问题。这是从体系上。从政策上,《规划纲要》已经公布,可以在网上看到。其中有三处谈到职业教育体系设计与立交桥的问题。职业教育那一章谈了立交桥问题,在继续教育一章谈了立交桥问题,在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做重大试点实验里又谈到立交桥问题。但是体系设计理论化的政策已经有了框架,在技术层面要真正实现学生将来可以持续学习、不断学习,也实现职业教育与其他体系融通的话,从技术层面,基于学生的能力,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证书怎么沟通。再往深层的技术,如何记录孩子在不同场合、不同体系里面所学到的学分,最后能够等换。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用信息技术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搞一个“金教工程”,现在已经进入项目论证。将来的孩子,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大学,他的学历、成长信息电子化,信息系统对接,这为将来学分制的实行,让孩子不管到哪个场合,都能记录信息系统,为折算他的学分打下基础。
提问:我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请教两位英国的专家,我们都知道教育的实施要靠教师,请问实施技能教育的人,是由学校的专职教师好,还是有由企业的技师师傅好,还是由企业的技师师傅到学校接任教师好?第二个问题,请问在英国对实施技能教育的教师在资格方面和来源方面有什么保障?
Moira Mckerracher: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们委员会,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就业率的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通过教学来促进就业率的提高。当然教师在提供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的职业方面的技能和其他普通方面的技能,对于教师来说他们必须了解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如何提高学生这些技能。我们可能有一些事情可以推荐的是,对于职业教育的老师来说,这些教师必须要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他们必须和行业保持非常密切的接触,学生必须有实际实习的机会,或者由当地的企业家到学校给学生进行辅导,提供实际的实习机会或者是见习的机会。对学生来说,要有真正的关于就业方面的经历非常重要,但是对老师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他们必须要及时更新提高自己,也要提高自己教学的方法和技能。也要帮助学生提高他们的就业方面的技能,比如团队合作精神或者是沟通交流的技能。老师也要开发出新的教学方法,比如行动教学法或者是过程教学法等等。教学的标准在英国也包括这些方面的技能,有一些老师可能是很多年前接受过培训,我们要保证他们有机会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不断的接受培训,跟行业保持密切接触。我们可以请企业的人到学校来做讲座,讲讲他们的工作经验,也可以让学校的老师和来自企业的老师共同进行教学。
大卫·夏洛克:这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试图给你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回答。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教育体系当中教师仍然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似乎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学习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不仅仅只是涉及到教学质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英国在过去的20年中,在质量保证体系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一方面我们考察教师的表现,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学生学习的质量如何。不仅仅是老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教的如何,更多的要看学生学到了多少东西。我们要给学生提供非常丰富的学习环境,不仅仅只是在校园里、教室里。可能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当中都可以体会到,我们从学校的学习和社会当中的学习相比,学校的学习是非常有限的。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可以在网上进行研究,而不是说一定要去听老师来讲。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世界发生很大变化,变化速度非常快,教师的角色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个角色本身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仅仅只是信息的提供者,更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对学生展开学习的协助者。
提问:请问两位英国专家,为什么你们用了就业力技能而不是就业技能这个词?当然就业力和就业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我想这两个词背后的含义还是有差别的。
Moira Mckerracher:确实有差异,有一些非常微妙的差异。用人单位希望有人来了就能干活,来了就能工作的,他们需要这些技术方面的能力,他们需要有这些能力来从事一项具体的工作。但是对于个人以及用人单位来说,他们需要不仅仅只是这些专业的技能,不仅仅只需要一个会修车的人,也需要一个能够如何处理好客户关系的人,能够和同事进行良好沟通和合作的人。我们需要有一个对工作有积极态度的人,他每天能够按时上班等等。这是我们说的软实力,我们把这些叫做就业力能力。当然对于个人来说,首先他们在面试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当他们开始工作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在工作上能够表现的很好,而且能够把你的技能展示出来。所以当我们说就业的时候,指的是一项具体的技能或者是具体的工作。而就业力则是更广泛的词,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个人能力的总称。
提问:在我们国家职业教育里面谈到职业教育的办学,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这也体现了需求导向的理念。以服务为宗旨是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就业则考虑到了学生。现在职业教育当中很重要的是与企业合作,最近这几年也做的很好。但是现在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是学校很积极、很主动,但是企业不积极、不主动。当然不是所有企业。企业考虑到的经济利益比较多,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对企业怎么引导积极参与到这当中的政策设计存在脱节。第二种现象,现在以就业为导向,学生的就业和他所学的专业的符合度或者与他专业的需求有很大的差异,从现实生活来看,功课方面跟学的专业符合度高一些。但是仍有很多学生的就业与所学专业没有关系。这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怎么来进行评价?
刘育锋:两个问题,一个是行业企业参与的问题,怎么激励的问题。另外一个是就业吻合度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其实在我们国家目前这段时间有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让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已经引起高度重视。以前是倡导,行业企业要参与职业教育,为此把行业企业参与职教列入《职教法》有关的条款当中。但是随着实施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光规定不够,因为这里有很大的缺陷,缺乏激励机制。我们总说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是行业企业代表,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做这个。我是企业,企业向国家纳税,除此以外我的职责、我的责任在哪里,这是不是我自己的职责?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企业主,他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有责任感的还是非常愿意参与职业教育。但是从管理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机制问题。像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其实就是英国政府掏钱建立的一个机构,给他们一定的拨款,给他们提供一定的要求,你的职责是什么、我要你做什么。这其实就是政府利用经济的手段来刺激他们参与职业教育。我觉得这种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手段。除此以外在其他国家,比如像澳大利亚,行业技能委员会也有类似的做法。据我所知,在《职教法》的修订之中,我们国家也考虑到这些问题,而且鲁部长有一个思想,就是政府购买服务。
关于吻合度的问题。你所强调的所学专业和工作的吻合度。到底什么叫吻合度?我学什么、干什么,这是一种吻合。但是有岗位的吻合,有职业的吻合,有职业群的吻合,我们所说的“吻合”到底指哪个,用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吻合很重要,学有所用,从投资的角度来说,你学什么今后在哪个岗位工作,这种投资的成本效应是最大的。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教育毕竟是教育,正规的教育跟短期的岗位培训确实不太一样,所以教育有两个目标,一个是为就业服务,另外一个是为职业生涯的发展服务。我个人认为这种吻合应该从大的职业群的概念,你只要在大的职业群中就业,这时候就可以算是吻合,而不是很具体的某一个岗位。所以在我们的教育安排过程中,专业设置、课程安排首先应该有一个大的比较宽泛的基础。另外我们要根据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可能的选择。
提问:我是来自于中国电子学会,我们现在正在做资格认证的工作。请问Moira Mckerracher女士,在英国资格认证是政府主导的,但是资格认证是不是职业必备的准入条件?是不是必须要有资格认证才能入职?第二个问题,这个资格认证是由学校进行一系列的工作还是由SSC或者专业的培训机构来做?
Moira Mckerracher:谢谢您的问题。在我们的认证工作当中,其实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人士,他们都有自己管辖的一块。SSC是负责制定行业的标准,他们会对业内进行研究,了解这个行业里面某个特殊的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然后设立相关的标准。我们有一些颁发证书的机构,这个机构使用刚才所制定的标准进行证书的颁发。他们以这些标准为基础,而且还会把一些所需要的软技能,比如刘女士所提到的这些软技能也放进去,然后进行证书的颁发。在颁发之前还会把相应的颁发证书的标准提交给SSC,由SSC审议是否是可以的。如果是可以的,再融入到整个国家的认证体系去。这样的认证工作是有一个国家性的框架,而且会得到政府的资助。会由这些培训机构,比如一个专业的院校可以决定自己的培训课程,或者是接受企业的要求进行专门的培训。它也可以按照国家的资格认证体系要求来对学生进行培训,学完之后学生再获得这样的证书颁发。关于证书颁发,有一些是法规性的要求,尤其是那些涉及到国家经济命脉的,比如电力工程师,要求他们的工作是近乎完美的,所以在特殊的工种上必须要获得一定的资格认证才能上岗。而什么样的资格认证是由SSC规定的。比较来说,英国有证才能上岗的岗位还是比较少的。要求有证才能上岗的都是那些对于人的生命安全或者国家经济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否则就不需要持证上岗。但是现在在英国,大家也在争论到底有多少岗位是需要持证上岗的,我们需要多少数量的持证上岗。最后的结论还是要涉及到是否会影响到公共财产安全,是否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我们不想有太多的持证上岗,但是又不希望完全的放松。在英国要创立自己的事业比起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条件还是宽松的多。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刺激就业,让大家能够找到工作。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还是比较充分的,也是比较自由的,我们不想有太多的束缚,不想有太多的持证上岗的要求,以免扼杀了大家的就业机会。但是我们也相信有一些岗位或者有一些工种是一定要进行监管的,否则的话会对公众带来威胁。
刘育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午的讨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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