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平：改变教育“双轨制”调整职业教育的思路
本报记者获悉，目前正在由教育部牵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在其草稿中，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重要的章节。
推进职业教育，对于一个转型期大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不久前，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职业教育很重要，应该搞得更好。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中，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职业教育目标的错位、过分强调大一统和习惯僵化控制的管理思路、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以及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等。
如何更好的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何化解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路径又在何方？
近日，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在他看来，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已到了思路必须调整的“攻坚阶段”。
“双轨制”中的“细腿”
《21世纪》：不久前，教育部专门召开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技能培训”，强调“高职院校要普遍实行‘订单式’培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种声音：中国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程方平：职业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为各行各业输送各种人才的教育，除了与教育界有关，还与市场、产业、科技以及行业等有着紧密联系。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全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试验了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多种职业教育的模式，但是从总体上比较而言，还有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削足适履的效法和尝试尽数夭折，要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行的做法，尤其是现有的改革思路必须调整。
《21世纪》：这样的改革思路的调整，涉及到哪些核心领域呢？
程方平：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首先，必须调整对传统职业教育资源的偏见和误解，有人认为“不重视职业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是对传统文化很大的误解与歪曲。
为什么中国今天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主要是现实的学习导向和从业导向，以及体制性的问题使然。在义务教育之中，职业素养的教育没有地位、没能渗透，与职业着边的教育都被看成“低人一等”的活动，只在义务教育后，甚至大学毕业时才进行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的时机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效果不理想。
其实，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国民职业素养的培养不仅渗透于幼儿园和小学，职业类学校和普通学校也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中职学生毕业后可以考高等职业院校和理工科大学等，其在中职阶段的实习和工作经历还可以在大学阶段顶替相应的实习学分，其整个教育体制不仅不排斥职业教育，反而给职校学生更多的优惠。
可见，在中国切实消除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是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21世纪》：你曾经做出过如下判断：“中国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那么，在你看来，体制方面的阻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方平：在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双轨制”中的“细腿”，自身尤其不能形成通道，其发展不利明显是体制造成的，致使其他方面的努力均很难奏效。相关政府部门一再忽略中外职业教育研究者提出的改变教育“双轨制”的建议，致使多年来不仅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学术性教育的阴影下不能自立，缺少自己的标准。
现在，中职生升高职的比例一直被强行控制在5％以下，升学计划是以牺牲95％的中职生为代价的。在义务教育后进入中职学习的学生眼中，中职的出口被堵死，高职的入口也被堵死，根本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沦落至“四流”地位，获取资源和推进办学均极为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中教育的普及。在这一教育发展的关键进程中，如果职业教育的比例过低，则不仅职业教育本身难以发展，选择职业教育的人群也会极大地萎缩。有数据显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占50％左右，而多数不发达地区则还不到十分之一。
四大支柱
《21世纪》：目前，由教育部牵头的《规划纲要》正在制定当中，在这一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成为《规划纲要》中重要的章节。在你看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其突破口在哪里？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程方平：首先，必须调整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和重点的政策思路。要想实现“技术创新”，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都需要改变，要有不同于普通学术教育的标准为其发展提供依据。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现实使得职业院校的教学难以跳出学术院校教育教学模式的阴影，相关的教材教法也难以从总体上摆脱普通院校教学、评价和考试的范式，使得那些在以往学术性学习中不适应的学生在职业院校中依然找不到自我，其学习技能和必备知识的潜能难以被充分地挖掘出来。
围绕技术创新，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应该是“工作为本”的，学术性知识只占三分之一。精简学科性知识、加强实用性学习、强化动手实践，明确职校学生的强项就是通过动手增长才干，这应成为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21世纪》：现在多数中高等职业院校和相关培训机构都归口教育部门管理，实现了政出一门，但与其他行业、部委、部门的关系难以协调。如何才能理顺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
程方平：从现状来看，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应该由国务院的科教领导小组直接领导，或者是成立具有协调和权威行政能力的专门委员会，而非仅由教育部独立支撑，因为教育部现有的职能难以协调和解决相关的复杂问题。
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区域内的各行业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如果只有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政策和发展思路，则地方的职业教育将在诸多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中被大大地削弱。
为此，即便在国家层面已有职业教育的法规政策，也必须支持有立法权的省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推进地方立法和地方试验，因地制宜地发展职业教育，保护传统职业教育资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职业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源支持和技术创新支持。
《21世纪》：除了教育部门之外，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哪些力量？
程方平：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仅有教育部门的推动是难以持续的，必须有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包括学生和家长）需求等四个支柱的共同支撑。
而在这个支撑系列中，职业学校的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在入学和毕业的时候，国家的意志和学校的意愿在今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必须有企业、社会和个人的选择与呼应才能实现。前者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后者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和社会的选择，政府的意志和学校的作为最终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方面的选择的影响。
目前，国内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宣传、法律规范等方面，对社会各方面受益群体的权益保护和相关解释等都做得很不到位，使得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
如果在职业教育的领域中政府意志过强，过于想包揽一切主办权、管理权和评价权，不仅会使职业教育因缺少民办的参与而恶化生态、局限资源，还会使政府办学的负担和风险都过于巨大，最终还是会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
推进职业教育，对于一个转型期大国而言，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不久前，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会议上表示：“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职业教育很重要，应该搞得更好。在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中，必须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职业教育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职业教育目标的错位、过分强调大一统和习惯僵化控制的管理思路、课程设置不够合理以及民间资本难以进入等。
如何更好的推进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如何化解职业教育发展中所遭遇到的体制性障碍？职业教育未来发展路径又在何方？
近日，本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在他看来，中国发展职业教育已到了思路必须调整的“攻坚阶段”。
“双轨制”中的“细腿”
《21世纪》：不久前，教育部专门召开成立了“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强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技能培训”，强调“高职院校要普遍实行‘订单式’培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种声音：中国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企业的用人需求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程方平：职业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为各行各业输送各种人才的教育，除了与教育界有关，还与市场、产业、科技以及行业等有着紧密联系。
其实，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向全世界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学习了职业教育发展的经验，试验了德国、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多种职业教育的模式，但是从总体上比较而言，还有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削足适履的效法和尝试尽数夭折，要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现行的做法，尤其是现有的改革思路必须调整。
《21世纪》：这样的改革思路的调整，涉及到哪些核心领域呢？
程方平：在我看来，主要是两个层面。一个是观念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首先，必须调整对传统职业教育资源的偏见和误解，有人认为“不重视职业教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是对传统文化很大的误解与歪曲。
为什么中国今天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主要是现实的学习导向和从业导向，以及体制性的问题使然。在义务教育之中，职业素养的教育没有地位、没能渗透，与职业着边的教育都被看成“低人一等”的活动，只在义务教育后，甚至大学毕业时才进行职业教育，使职业教育的时机出现了严重的错位，效果不理想。
其实，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国民职业素养的培养不仅渗透于幼儿园和小学，职业类学校和普通学校也没有任何等级上的差异，中职学生毕业后可以考高等职业院校和理工科大学等，其在中职阶段的实习和工作经历还可以在大学阶段顶替相应的实习学分，其整个教育体制不仅不排斥职业教育，反而给职校学生更多的优惠。
可见，在中国切实消除对于职业教育的歧视，是发展职业教育首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21世纪》：你曾经做出过如下判断：“中国的职业教育难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存在着不利于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那么，在你看来，体制方面的阻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程方平：在现行中国的教育体制中，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双轨制”中的“细腿”，自身尤其不能形成通道，其发展不利明显是体制造成的，致使其他方面的努力均很难奏效。相关政府部门一再忽略中外职业教育研究者提出的改变教育“双轨制”的建议，致使多年来不仅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学术性教育的阴影下不能自立，缺少自己的标准。
现在，中职生升高职的比例一直被强行控制在5％以下，升学计划是以牺牲95％的中职生为代价的。在义务教育后进入中职学习的学生眼中，中职的出口被堵死，高职的入口也被堵死，根本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沦落至“四流”地位，获取资源和推进办学均极为困难。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推进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高中教育的普及。在这一教育发展的关键进程中，如果职业教育的比例过低，则不仅职业教育本身难以发展，选择职业教育的人群也会极大地萎缩。有数据显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比例占50％左右，而多数不发达地区则还不到十分之一。
四大支柱
《21世纪》：目前，由教育部牵头的《规划纲要》正在制定当中，在这一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大力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将成为《规划纲要》中重要的章节。在你看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其突破口在哪里？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程方平：首先，必须调整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和重点的政策思路。要想实现“技术创新”，职业教育的办学思路、教学内容和方式，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都需要改变，要有不同于普通学术教育的标准为其发展提供依据。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被边缘化的现实使得职业院校的教学难以跳出学术院校教育教学模式的阴影，相关的教材教法也难以从总体上摆脱普通院校教学、评价和考试的范式，使得那些在以往学术性学习中不适应的学生在职业院校中依然找不到自我，其学习技能和必备知识的潜能难以被充分地挖掘出来。
围绕技术创新，中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应该是“工作为本”的，学术性知识只占三分之一。精简学科性知识、加强实用性学习、强化动手实践，明确职校学生的强项就是通过动手增长才干，这应成为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
《21世纪》：现在多数中高等职业院校和相关培训机构都归口教育部门管理，实现了政出一门，但与其他行业、部委、部门的关系难以协调。如何才能理顺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
程方平：从现状来看，义务教育后的教育应该由国务院的科教领导小组直接领导，或者是成立具有协调和权威行政能力的专门委员会，而非仅由教育部独立支撑，因为教育部现有的职能难以协调和解决相关的复杂问题。
同时，由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区域内的各行业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需求，如果只有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政策和发展思路，则地方的职业教育将在诸多的矛盾和体制性障碍中被大大地削弱。
为此，即便在国家层面已有职业教育的法规政策，也必须支持有立法权的省区根据自己的情况推进地方立法和地方试验，因地制宜地发展职业教育，保护传统职业教育资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职业教育方面的人力资源支持和技术创新支持。
《21世纪》：除了教育部门之外，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还需要哪些力量？
程方平：从职业教育的发展来看，仅有教育部门的推动是难以持续的，必须有政府、企业、学校和个人（包括学生和家长）需求等四个支柱的共同支撑。
而在这个支撑系列中，职业学校的教育作用是有限的，在入学和毕业的时候，国家的意志和学校的意愿在今天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必须有企业、社会和个人的选择与呼应才能实现。前者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后者则主要取决于企业和社会的选择，政府的意志和学校的作为最终都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方面的选择的影响。
目前，国内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宣传、法律规范等方面，对社会各方面受益群体的权益保护和相关解释等都做得很不到位，使得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没有真正建立和健全起来。
如果在职业教育的领域中政府意志过强，过于想包揽一切主办权、管理权和评价权，不仅会使职业教育因缺少民办的参与而恶化生态、局限资源，还会使政府办学的负担和风险都过于巨大，最终还是会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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